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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游

  我曾是个伴游,我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只有一只脚。

伴游
 
  他说冬天公寓太冷,他习惯去澡堂“取暖”,一次在蒸汽浴间睡着,躺在热气出口失去知觉,等有人发现,左大腿的肉已被蒸熟。
 
  他行动不便,他妈从威斯康辛州来看他,安宁所需要有人载他们去附近走走。如果你不是医生、护士或厨师,伴游是你所能志愿的唯一工作。
 
  这安宁所专收容没有医保的年轻临终病患。
 
  它其实是一间平常的老旧两层大住宅,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安宁所要你进出尽量低调,因为邻居并不知情。
 
  即使在这样的破落区,仍没人愿意和死亡为邻。
 
  许多死亡:客厅四床,饭厅两床,楼上每房各两床。至少半数以上患了艾滋病,但这里一视同仁。你可以死于任何疾病。
 
  我来此当伴游是因为我的工作。我是汽车厂工人。
 
  整天躺在两百磅重的卡车下安装传动系统,一天八小时二十六辆,我必须手脚迅速及时完成,生产线正慢慢将卡车及车下的我推向数尺外的喷漆烤炉。
 
  我新闻系的大学文凭只能拿到每小时五元的工资。同病相怜的不止我一个,我们常自嘲大学文科系至少应教授焊接,厂里的焊工比我们多领两元。
 
  在这样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下,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受邀请参加教堂聚会。
 
  教堂入口有棵奉献树,缀满纸饰,每个纸饰求一个善行。
 
  我的写着:跟一个安宁所病患约会。
 
  “约会”真是纸上用语,后面还附个电话号码。
 
  我带单腿男子及他妈走遍附近观光点,市中心购物区、海滩、摩特诺玛瀑布,他的轮椅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
 
  他母亲吸着烟,沉默。儿子三十岁,她有两周假期。
 
  晚上我载她回高速公路旁的廉价小旅馆,她坐在引擎盖上抽烟,说起她儿子。
 
  她的叙述已经用过去时了。
 
  他从小弹钢琴。他的大学文凭是音乐,后来却在商场当展示员弹奏电子琴。
 
  这些是情感干涸后的呓语。
 
  两周后母亲走了,再三个月,儿子也走了。
 
  之后,我载癌症病患去跟大海道别;载艾滋病患上胡德山,看这世界最后一眼。
 
  我坐在病榻旁,听监视器每隔五到十秒哔响一声,将吗啡注入病患。
 
  护士教我如何辨识死亡到来的迹象,当肾衰竭到肺脏进水,病人开始无意识地喘气挣扎,双眼翻白,突出。
 
  数个小时你握着他们冰冷的手,等下一个伴游来接替,或者等到没有接替的必要。
 
  当他们抵达终点,不再需要伴游。
 
  那单腿男子的母亲从威斯康辛寄来一条她亲手织的毛线毯,紫红交错的鲜艳图案。另一位母亲或祖母寄来另一条蓝绿白织毯。
 
  渐渐沙发上堆满各色图案的织毯,每条代表一个死去的儿子或女儿,一个破灭的希望。直到一天室友问我能否将这些毯子存放到阁楼。
 
  我的第一个伴游对象,那单腿男子,在丧失意识前他求我去他的旧公寓。
 
  衣橱里有一抽屉成人玩意儿,他希望他母亲可以不必面对。
 
  于是我去了,小小的单间公寓,尘封了几个月,像个千年墓穴,静静等待。
 
  衣橱里的玩具只让我感到悲哀欲泪。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第二天回到卡车下,我突然非常惊叹自己健壮有力的四肢。
 
  我的人生不再是个失败,它仿佛一个才将盛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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