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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西一家(2)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依我之见。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1506)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1665年2月15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大约在1664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1527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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