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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奥拉·斯科拉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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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年感动了全那不勒斯的故事

  前言

  1824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交界有人谈及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我那时好奇心重,自然要打听一些事情,可是谁也不愿稍许清楚一点地回答我,他们都怕受到牵累。

  在那不勒斯,谈起政治,人们总是含糊其辞。原因就在于此: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方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父母亲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谋算。女人站在情人那一派,三个儿子各有自己的利益;父亲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回忆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这种隔阂,自然不能在一起认真地讨论政治。只要说出一个稍稍明确不同一般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周围有两三个人脸色立即变得煞白。

  关于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故事,我在社交界总打听不出详情,于是认为它或许令人想起了1820年的某段可怕历史。

  有一个四十岁的寡妇,相貌并不漂亮,心地却很善良,把她的小房子租了一半给我。这幢小房子建在一条小巷里,离迷人的夏佳花园约一百步远。后面是小山岗。老国王的妻子弗洛里达公主的别墅就坐落在上面。这里或许是那不勒斯唯一稍稍幽静一点的街区。

  寡妇有一个年老的追求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起来与他亲近。有一天我们一起逛街,他把拉扎罗尼一家抵抗尚漂奈将军部队的地方,以及烧死某公爵的十字街口指给我看。我装出谦虚的模样,冷不防地问他,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这起故事里的人物,如亲王,公爵等,他们的衔头都被后人继承了。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样一起哀惋凄恻的故事里,可能会生气的。”

  “这么说,事情并不是1820年发生的?”

  “你说什么?1820年?”这位那不勒斯人哈哈大笑起来,“你说什么?1820年?”他反复问我,带着意大利人那种近乎无礼的冲动,它使我这个居住在巴黎的法国人十分反感。

  “要是你想有一点常识,”他继续说,“那你就该说:1745年。就是维莱特里战役的第二年,伟大的堂-卡洛斯占有那不勒斯的那一年。在这里,大家管堂-卡洛斯叫查理七世。后来,在西班牙,他被人称作查理三世。他在那里干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正是他把法奈斯家那个大鼻子带进了我们的王室。

  “那个大鼻子大主教一听到维莱特里这个名字就害怕,就要在那不勒斯搞得人人胆战心惊。所以今天,大家都不愿提曾企图突袭吉纳提宫,活捉伟大的堂-卡洛斯。

  “你提到的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僧侣写的。被称作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那个年轻修女属于比西亚诺公爵的家庭。作者对当时的大主教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因为正是这个大滑头让议事司铎齐波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一事件。拉斯-弗洛尔伯爵家的堂-热纳里诺可能是这位僧侣的保护人,这位年轻人据说曾与风流国王堂-卡洛斯,以及当时最富有的贵族老公爵瓦加-代尔-帕多竞争,以获得罗莎琳德的芳心。人们认为僧侣是在1750年写这篇凄惨故事的。大概,有些内容可能会触犯某个仍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作者写得较为隐晦。他的废话令人吃惊。他总是用一般的准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准则当然属于一种完美的伦理道德,但却使读者不知所云。读者常常要掩卷三思,揣摩这个好僧侣究竟想说什么。比方说,当他描写堂-热纳里诺之死的时候,人们勉强才看明白他的意思。

  “过几天,我也许可以让人把这份手稿借给你。由于它十分乏味,我不想劝你买下。两年前,在B公证人的事务所,人家非要四个杜卡托才出手。”

  一个星其后,我拿到了这份手稿。它也许是世上最枯燥乏味的读物。作者总是用不同的措辞来叙述同一件事,而不幸的读者还认为他写的是新事情。读者越读越糊涂,最后根本不知作者写的是什么。

  我们得知道,一个米兰人,或一个那不勒斯人,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连续说过一百句佛罗伦萨话,可是到了1842年,他们要出书的时候,却觉得使用外国语是件有趣的事。本世纪杰出的将军,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柯莱塔略有这种癖好,这就常常使得他的读者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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