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奥拉·斯科拉蒂卡

　　——１７４０年感动了全那不勒斯的故事

　　前言

　　１８２４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交界有人谈及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我那时好奇心重，自然要打听一些事情，可是谁也不愿稍许清楚一点地回答我，他们都怕受到牵累。

　　在那不勒斯，谈起政治，人们总是含糊其辞。原因就在于此：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方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父母亲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谋算。女人站在情人那一派，三个儿子各有自己的利益；父亲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回忆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这种隔阂，自然不能在一起认真地讨论政治。只要说出一个稍稍明确不同一般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周围有两三个人脸色立即变得煞白。

　　关于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故事，我在社交界总打听不出详情，于是认为它或许令人想起了１８２０年的某段可怕历史。

　　有一个四十岁的寡妇，相貌并不漂亮，心地却很善良，把她的小房子租了一半给我。这幢小房子建在一条小巷里，离迷人的夏佳花园约一百步远。后面是小山岗。老国王的妻子弗洛里达公主的别墅就坐落在上面。这里或许是那不勒斯唯一稍稍幽静一点的街区。

　　寡妇有一个年老的追求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起来与他亲近。有一天我们一起逛街，他把拉扎罗尼一家抵抗尚漂奈将军部队的地方，以及烧死某公爵的十字街口指给我看。我装出谦虚的模样，冷不防地问他，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这起故事里的人物，如亲王，公爵等，他们的衔头都被后人继承了。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样一起哀惋凄恻的故事里，可能会生气的。”

　　“这么说，事情并不是１８２０年发生的？”

　　“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这位那不勒斯人哈哈大笑起来，“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他反复问我，带着意大利人那种近乎无礼的冲动，它使我这个居住在巴黎的法国人十分反感。

　　“要是你想有一点常识，”他继续说，“那你就该说：１７４５年。就是维莱特里战役的第二年，伟大的堂-卡洛斯占有那不勒斯的那一年。在这里，大家管堂-卡洛斯叫查理七世。后来，在西班牙，他被人称作查理三世。他在那里干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正是他把法奈斯家那个大鼻子带进了我们的王室。

　　“那个大鼻子大主教一听到维莱特里这个名字就害怕，就要在那不勒斯搞得人人胆战心惊。所以今天，大家都不愿提曾企图突袭吉纳提宫，活捉伟大的堂-卡洛斯。

　　“你提到的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僧侣写的。被称作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那个年轻修女属于比西亚诺公爵的家庭。作者对当时的大主教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因为正是这个大滑头让议事司铎齐波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一事件。拉斯-弗洛尔伯爵家的堂-热纳里诺可能是这位僧侣的保护人，这位年轻人据说曾与风流国王堂-卡洛斯，以及当时最富有的贵族老公爵瓦加-代尔-帕多竞争，以获得罗莎琳德的芳心。人们认为僧侣是在１７５０年写这篇凄惨故事的。大概，有些内容可能会触犯某个仍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作者写得较为隐晦。他的废话令人吃惊。他总是用一般的准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准则当然属于一种完美的伦理道德，但却使读者不知所云。读者常常要掩卷三思，揣摩这个好僧侣究竟想说什么。比方说，当他描写堂-热纳里诺之死的时候，人们勉强才看明白他的意思。

　　“过几天，我也许可以让人把这份手稿借给你。由于它十分乏味，我不想劝你买下。两年前，在Ｂ公证人的事务所，人家非要四个杜卡托才出手。”

　　一个星其后，我拿到了这份手稿。它也许是世上最枯燥乏味的读物。作者总是用不同的措辞来叙述同一件事，而不幸的读者还认为他写的是新事情。读者越读越糊涂，最后根本不知作者写的是什么。

　　我们得知道，一个米兰人，或一个那不勒斯人，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连续说过一百句佛罗伦萨话，可是到了１８４２年，他们要出书的时候，却觉得使用外国语是件有趣的事。本世纪杰出的将军，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柯莱塔略有这种癖好，这就常常使得他的读者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