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3)

我们浑浑沌沌崇奉了孔子二千多年，谁不晓得孔子的大道在六经，又谁不晓得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春秋》呢！但据现在一万八千余字的《春秋》看来，都是些会盟征伐的记载，看不出一些道理，类乎如今的《京报汇编》。孟子转述孔子的话：‘《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个‘事’在哪里？又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义’又在哪里？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种关系的重大，又在哪里？真令人莫名其妙！无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王安石蔑视他为断烂朝报，要束诸高阁了。那么孔子真欺骗我们吗，孟子也盲从瞎说吗？这断乎不是。我敢大胆地正告诸君：《春秋》不同他经，《春秋》不是空言，是孔子昭垂万世的功业。他本身是个平民，托王于鲁。自端门虹降，就成了素王受命的符瑞。借隐公元年，做了新文王的新元纪，实行他改制创教之权。生在乱世，立了三世之法。分别做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朝三世中，又各具三世，三重面为八十一世。示现因时改制，各得其宜。演种种法，一以教权范围旧世新世。《公羊》、《谷梁》所传笔削之义，如用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等主张，都是些治据乱世的法。至于升平、太平二世的法，那便是《春秋》新王行仁大宪章，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全统于他的教。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所以孔子不是说教的先师，是继统的圣王。《春秋》不是一家的学说，是万世的宪法。他的伟大基础，就立在这一点改制垂教的伟绩上。我说这套话，诸位定要想到《春秋》一万八千字的经文里，没有提过象这样的一个字，必然疑心是后人捏造，或是我的夸诞。其实这个黑幕，从秦、汉以来，老子、韩非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深中人心。新莽时，刘歆又创造伪经，改《国语》做《左传》，攻击《公》、《谷》，贾逵、郑玄等竭力赞助。晋后，伪古文经大行，《公》、《谷》被摈，把千年以来学人的眼都蒙蔽了，不但诸位哩！若照卢仝和孙明复的主张，独抱遗经究终始，那么《春秋》简直是一种帐簿式的记事，没甚深意。只为他们所抱的是古《鲁史》，并没抱着孔子的遗经。我们第一要晓得《春秋》要分文、事和义三样。孔子明明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独重在义。这个‘义’在哪里？《公羊》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汉人引用，廷议断狱。《汉书》上常大书特书道：‘《春秋》大一统大居正，《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春秋》之义，大夫无遂事。《春秋》之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辞王事。’像这样的，指不胜屈。明明是传文，然都郑重地称为《春秋》。可见所称的《春秋》，别有一书，不是现在共尊的《春秋》经文。

“第二要晓得《春秋》的义，传在口说。《汉书．艺文志》说：‘《春秋》贬损大人，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刘歆《移太常博士文》，也道信口说而背传记。许慎亦称师师口口相传。只因孔子改制所托，升平太平并陈，有非常怪论，故口授而不能写出，七十子传于后学。直到汉时，全国诵讲，都是些口说罢了。

“第三要晓得这些口说还分两种：一种像汉世廷臣，断事折狱，动引《春秋》之义；奉为宪法遵行，那些都是成文宪法。就是《公》、《谷》上所传，在孔门叫做大义，都属治据乱世的宪法。不过孔子是匹夫制宪，贬天子，刺诸侯，所以不能着于竹帛，只好借口说传授。便是后来董仲舒、何休的陈口说，那些都是不成文宪法。在孔门叫做微言，大概全属于升平世、太平世的宪法。那么这些不在《公》、《谷》所传的《春秋》义，附丽在什么地方呢？我考《公羊》曹世子来朝，《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不知其在曹欤、在齐欤？这几句话，非常奇特，《传》上大书特书。称做《春秋》的，明明不把现有一万八千文字的《春秋》当《春秋》。确乎别有所传的《春秋》，讥父老子代从政七字，今本经文所无。而且今本经文，全是记事，无发义，体裁也不同。这样看来，便可推知《春秋》真有口传别本，专发义的。孟子所指其义则丘窃取之。《公羊》所说，制《春秋》之义，都是指此。并可推知孔子虽明定此义，以为发之空言，不如托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分缀各义，附入《春秋》史文。特笔削一下，做成符号。然口传既久，渐有误乱。故《公羊》先师，对于本条，已忘记附缀的史文。该附在曹世子来朝条，还该在齐世子光会于相条，只好疑以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