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在冰冷恐怖的房间里

    派来接卡的是那时在土耳其就已很少用了的杰姆赛军用卡车。在旅馆门厅里等卡的是个鹰钩鼻、皮肤苍白的年轻便衣，他让卡坐在了车子前排中间。他自己则坐在了卡身边靠门的一侧。像是为了防备卡打开门逃跑似的。但他对卡很客气，称卡为“先生”，这么一来，卡便判断这个人不是便衣警察，是国家情报局的一个军官，也许对自己不会很坏。

    他们在城市空荡荡、雪白的街道上缓缓地行驶着。军用卡车司机的位置上一些坏了的仪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由于前排座位相当高，卡从一两扇开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有些人家的屋里。每家的电视都开着，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帘都拉上了，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像是行驶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雨刮器几乎赶不上雪下的速度，透过它，看到的是梦幻般的街道、古老的波罗的海风格的俄式建筑、大雪覆盖的枣树，它们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卡觉得司机和鹰钩鼻似乎也中了魔。

    他们在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由于一路上在车里冻得够呛，所以他们急匆匆跑了进去。同昨天相比，里面是如此拥挤和热闹，尽管卡曾想到会是这样，他还是吓了一跳。许多土耳其人在一起工作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混乱和活力，这里就有这种混乱与活力。这让卡想到了法院的走廊、足球体育馆的大门，还有长途汽车站。但这儿也有在充满碘酒味的医院里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和死亡的味道。在附近某个地方正在对某个人施刑的想法纠缠着他充满罪恶感和恐惧感的内心。

    当他又走在昨天傍晚和穆赫塔尔一起走过的台阶时，他想努力自然地做出一种这里的主人才有的那种态度和坦然。他听到了从大门敞开的房间里传来的打字机快捷的键盘声，听到了有人通过对讲机喊叫的声音，听到了有人站在楼梯上叫茶。他看到一些年轻人坐在门前的长凳上，被用手铐铐在了一起，衣衫不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等候审讯。他尽量避免和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

    他被带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与昨天他和穆赫塔尔一起进去过的那个很像。尽管卡已经说过没看见凶手的脸，但他们说昨天没有从照片中认出来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但也许在楼下，在这些被捕的宗教学校学生中能够辨认出来。卡明白了,“革命”之后，警察受到了国家情报局的监督检查，并且两者之间还有矛盾。

    一个圆脸的情报官员问卡昨天四点钟在哪里。

    刹那间，卡的脸变成了死灰色。“他们说我最好见一下教长萨德亭老爷，”他正说着，圆脸打断了他的话。“不，这之前!”他说。

    他看到卡不吭气了，就提醒卡是和“神蓝”会面。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清楚，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卡难堪，他还做出了一副难过的样子。卡还是努力把这朝好的方面想。如果是一般的警察，他们会断言卡隐瞒了这次会面，骄傲地说他们已掌握了所有情况，然后粗鲁地挥拳揍他的脸。

    圆脸情报官员用一种宽慰的语气告诉卡,“神蓝”是个多么可怕的恐怖分子，多大的阴谋家，并且还是由伊朗培养的共和国的死敌。就是“神蓝”杀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因而他正遭通缉。他在整个土耳其流窜，建立极端宗教组织。“是谁安排您和他见面的?”

    “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宗教学校学生。”卡说。

    “请您现在去辨认一下，”圆脸情报官说。“请仔细看，您通过牢房门上的观察孔看。别担心，他们认不出您。”

    他们带着卡走下了一段很宽的楼梯。这个上百年的细长建筑，曾经是亚美尼亚基金会筹建的一所医院，这个地下室当时则被用作存放劈柴的仓库和杂役们的宿舍。再后来，20世纪40年代，整座楼成了国立高中，院墙也被拆了，这儿成了食堂。再后来，60年代的时候，许多卡尔斯年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为敌，他们童年时就是在这儿喝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来的用奶粉做成的酸奶，吞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吃到的腥味十足、令人反胃的鱼肝油片。这个原来宽敞的地下室现在变成了一条走廊和沿着走廊的十四间小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