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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2)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A…Des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Rx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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