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