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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迪师傅的孩子(2)



    班迪师傅根本不考虑这样制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比不过那些姿势怪异、始终面带牙膏广告式微笑的欧洲进口模特儿。于是,他返回阴暗的工作室,放弃了梦想。接下来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制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结晶,把他个人的怪诞梦想转化为真实的血肉证明。他的儿子,大老远前往我们报社,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地下工作室,向我们逐一展示这些假人,他解释道,这些布满尘埃的奇异作品中,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一路从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泞的斜坡,踩过肮脏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阶梯,来到这栋阴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里,我们被一群扭动挣扎的假人所围绕,他们似乎焦躁地想做点什么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里,千百张脸隐藏在阴影中,灵动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说话,有些忙着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祷告,有些则好像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反抗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显得叫人难以承受。显而易见,这些假人身上蕴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桥上的群众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在贝尤鲁或马赫姆帕夏市场的橱窗里。生命力像光线一般,从这群挣扎扭动、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肤下渗透出来。心醉神迷之中,我记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满怀敬畏与向往。我记得自己伸手触碰这个生物(一个长辈式的人物,沉浸于自身的忧愁),想感受他,想试图感觉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实的秘诀,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肤却和这个房间一样冰冷、可怕。

    “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

    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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