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3)

    “你的名字？”他问我的伙伴。他说话快速、急躁、生硬，看来他想给我们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

    “某某。”

    “你的？”

    “某某。”

    “士官！马上送进监狱，在警卫室按民事犯规定，立刻剃掉半边头发；明天就得换一副镣铐。这是什么军大衣？从哪里得到的？”他突然问，注意到了在托博尔斯克发给我们的背上有一些黄色圈圈的灰色长外衣，我们就是穿着它面对他的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这是新式囚服！这大概是一种新式囚服……还在设计当中……是彼得堡的设计……”他说，一面轮流地把我们转来转去地打量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吗？”他突然向押送我们的那个宪兵问道。

    “他们还有自己的衣服……大人。”宪兵回答道，不知怎么突然挺直身躯，甚至微微发抖。大家都知道他，都听说过他，谁见到他都害怕。

    “全都没收。只把内衣交给他们，那也只能是白色的，有颜色的也都没收。其他衣物全部拍卖。钱上交入库。囚犯没有私人财物，”他接着说道，严厉地看了我们一眼。“当心点儿，给我好好地待着！别让我听到什么！否则……体——罚！稍有差错——就树——条——伺——候！……”

    我由于受不了这种态度，整晚都几乎像患病似的。不过，我在监狱里的见闻更加剧了我的感受；但关于我入狱的经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刚才提到，管理人员对我们没有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姑息，在劳动中丝毫也不比其他囚犯轻松。然而有人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我和鲍-斯基有整整三个月曾作为文书被派到工程处去上班。但这件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而主导者就是工程处的管理人员。就是说，其他所有那些或许会知道的人，却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格-科夫担任工程队队长的时候。格-科夫中校仿佛从天而降，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干多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超过半年，甚至半年还不到，——他就到俄罗斯去了，给所有的囚犯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囚犯们对他不只是爱，而是把他奉若神明，要是在这种地方能这样来形容的话。他是怎样做到了这一点的呢，我不知道，但他是从一开始就博得了他们的好感。“父亲，是父亲啊！胜似父亲！”在他管理工程部门的时候，囚犯们时常这样说。他好像是一个好酒贪杯的酒徒。个子不高，目光强悍而自信。他对囚犯却和蔼可亲，几乎可说是温情脉脉，真的，他简直像父亲一样爱护他们。为什么他会那样爱护囚犯呢——我无从说起，不过他不会见到一个囚犯而不对他说句亲切而愉快的话语，不和他逗乐、开玩笑，而且主要的是——这时他一点长官的架子也没有，甚至没有那种居高临下或纯粹官僚习气的亲切。这是自己的伙伴，真正的自己人。不过，尽管他具有这种本能的民主作风，囚犯们在他面前却一次也不曾有过任何失礼或亲昵的表现。恰恰相反。当一名囚犯遇见这位长官的时候，便满脸笑容，摘下帽子，而这时已含笑看到对方向他走了过来。他一开口说话，——便深得人心。真有这样的一些大众化的人物呢。他看上去英姿勃勃，步态稳健而威武。“一头雄鹰！”囚犯们往往这样说他。当然，要改善他们的处境，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只管工程建筑，这种劳动在所有其他长官当权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向来的既定法规进行。除非他偶尔碰到一批犯人在劳动，看到工作已经完成，便不再留他们干完剩余的时间，而在击鼓收工之前就让他们下班。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对囚犯的信任，不吹毛求疵、乱发脾气，全然没有某些带侮辱性的管理方式。如果他遗失一千卢布，我想，我们中的头号小偷要是找到了这些钱，就会拿去还给他。是的，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当囚犯们得知，他们的雄鹰长官与我们痛恨的少校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他们是多么关切啊。这次争吵就发生在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份。我们的少校曾是他的同僚。两位久别重逢的战友就要在一起开怀畅饮了。可是他们却突然闹翻了。他们大吵了一场，格-科夫从此成了他的死敌。甚至听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打了一架，对我们的少校而言，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时常打架。囚犯们听说后，简直是心花怒放。“八只眼哪里是他的对手！他是一头雄鹰，而我们的那个……”这里通常会加上一个不便见诸文字的字眼。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他们究竟是谁把谁揍了一顿。要是关于他们打架的传闻不实（这也是可能的），看来我们的这些囚犯会很懊恼。“不，想必是我们的长官占了上风，”他们说，“他身材矮小，可是很剽悍啊，想必是那个家伙被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可是格-科夫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囚犯们又垂头丧气了。诚然，我们工程队的长官都是好人：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三四个被撤换了；“可是再也等不到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一头雄鹰啊，是我们的雄鹰和保护人。”就是这个格-科夫是很爱护我们这些贵族的，在后期他有时吩咐我和鲍-斯基到办公室去上班。他走后这件事有了更正规的安排。工程师中有些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很同情我们。我们上班时抄写文件，甚至我们的字也写得越来越好了。突然却下达了高层的紧急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到原先的劳动中去：有人已经去告密了！不过这样也好：我们两个人都对办公室感到很厌倦了。此后大约有两年之久，我和鲍-斯基几乎形影不离地去上工，干同样的活，最常去的地方是车间。我们聊天；谈希望，谈见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他的见解有时是很古怪、很奇特的。往往有一种很聪明的人，有时却会形成一些完全悖谬的观念。但这些观念是饱经忧患而获得的，是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而得来的，要摆脱它们未免太痛苦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鲍-斯基每次受到反驳都很痛苦，并以挖苦的话作为对我的回答。不过，他也许在很多问题上都比我更正确吧，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终于分手了，这使我感到很痛心：我们有过多少患难与共的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