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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4)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如果定了“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总算他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
  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罗斯福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尤为重要。
  十个月后,六十四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普利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新闻业是有反省的,他或许是从自己的负面教训中意识到,没有自我反省意识的新闻业也是危险的。远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建议美国成立一所新闻学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Review)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或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五十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说,他认为新闻业应该进步和得到提高,他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无比重要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已经从业的人们,让他们能得到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在普利策眼中,新闻业是一个需要不断认真研究的学问,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省的严肃行业。
  从传播本身来说,在普利策的时代,还没有经过卫星瞬间传送的广播电视这样强有力的媒体。从社会环境来说,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局势。今天的媒体假如要煽动民众的话,具有岂止当年的普利策们千百倍的调动力。新闻正在日日面临新的课题。
  今天的美国民众在更多依靠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系统,来抵御媒体可能的煽动。他们尽量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伪,而成熟的行业竞争和淘汰,是新闻业质量的保证。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们相互之间达到一个制约和平衡。来自外部的监督,不是政府而是读者。读者每人手里有一份选择的权利,假如你的报纸消息经常是虚假的,民众就弃你而去,买别人的报纸去了。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也就在那一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个新国家由种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试图由国家力量改造新闻出版业,只有被认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论、好的新闻”才发表。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新闻业却是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闻出版业的灵魂。而社会也失去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新闻业被强势操纵,也就同时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动能力。新闻业有它天生的弱点,假如由强力来掌控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两种弱点的叠加。
  写到这里,我惊讶地发现,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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