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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3)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还挑战着体力、智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力等等,这是具有拼杀刺激的行业。美国新闻业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他们在推动着新闻巨轮,巨轮也在推动着他们,越滚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身不由己。他们既主动地穷追猛打社会的黑暗腐败,也被动地被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推动而飞速旋转。他们为正义奋不顾身,而虚荣和幻觉有时又把他们推向非正义。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分辨不清: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也一定在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只是在百分百地维护职业荣誉。人性的两面,都被这个特殊的行业,骤然放大了。
  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能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结束职业生涯的,包括他的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19世纪后期美国新闻界的急剧发展和膨胀,其速度足以冲昏任何正常的头脑。何况当时选择加入这个行当的人,多少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
  普利策在三十九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难以否认的是,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三十九岁以后的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
  严密的游艇上,飘荡在海上,以远离尘世无时不在的噪音,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他的财富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他能够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以高薪聘用最好的秘书班子。他对轻微的噪音都不能忍受,却很喜欢听音乐。于是,永远有人在随时准备为他演奏。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副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世界报》由他的主编们在具体运作,他只顾掌控大方向。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秘书给他读新闻:他的报纸的新闻、别的报纸的新闻。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战场”。他没有生活,他只有报纸。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新闻业恰是一个最典型地表达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凸显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并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种种缺陷。它的虚荣和夸张、它过度的猎奇、它受大众弱点的操纵。这就是新闻业的个性。看待新闻业,就像看待人一样。你不能企求人成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闻业彻底改造成为温文尔雅的天使行业。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扼杀新闻业先天的追猎本性,都是危险的,都会因此失去了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自净功能。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报》七年半的时候,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世界报》当时骄傲地在报上列举了他们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进;促使改善了宾夕法尼亚州矿工的工作条件;促使纽约州不再按照一项中世纪法律而关押欠债者;揭露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操纵总统竞选;击败了大公司老板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尔顿将慈善院改建为大旅馆的过程;揭露贝尔通信公司的欺诈;迫使纽约市敲诈勒索的典狱长被解雇;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万美元的欺诈;使得一个只被富人使用的花园向公众开放;赞助和组织读者捐款,设立为穷人服务的免费医疗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对婴儿牛奶品质严格管理、促进牛奶达到穷人也能接受的低价,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后,美国才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责任,才成立了食品药物管理局。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二十八年,这样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六十一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于是在报纸上提出质疑。结果,尽管《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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