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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和李将军(2)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七次著名的辩论,表现出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为奴隶制辩护,辩护的不是奴隶制的道德,而是民众的财产权,是地方自治和民众自决,是州权。毕竟是民主时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众呼吁,可他是向一个单一阵营发出诉求。林肯也是在向民众呼吁,却是在激进废奴主义者和害怕黑人的民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向两边发出诉求。1860年大选,民主党分裂,肯塔基州的前任副总统布莱肯利奇和道格拉斯分道扬镳,林肯“渔翁得利”,当选为总统。可是,南方十一个州的大选举团没有一个人投林肯的票。林肯得到的民众选票,仅为39%。
  选票状况已经预言,林肯面临着情绪激昂的民众的对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总统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乐于看见的事情。四年总统任期,林肯只做了一件事情,打了一场南北战争,美国惟一的一次内战。
  林肯尚未宣誓就职,南方七州已经宣布分离。林肯总统接手的是一个残缺的国家。他即使有意战争解决,目标也是要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废奴。他直觉不能由他来发动战争。他要南方人先打第一枪。联邦政府在南方查尔斯顿的海港里有一个孤零零的苏姆特要塞。要塞里的百十来个士兵,位于南方的咽喉要地,给养不足,支撑不下去了。林肯不下令将其撤回,却通知查尔斯顿的南卡州州长,说联邦政府将向要塞提供给养补充。这等于表示,联邦政府不承认分裂,联邦的军事要塞将在查尔斯顿海港里长期存在。这一策略,逼得查尔斯顿的南方人动手要把要塞收回,于是向苏姆特要塞开火。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的第一个征兵令,只征召七万五千人,从军三个月。那个时候林肯总统脑子里,可能还觉得短暂冲突之后,还是可以在几十个政治家之间达成妥协。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年,美国将损失六十一万八千个青壮男子。那时已经有了照相术,南北战争留下了很多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林肯总统照片,无一例外是紧缩眉头、忧伤焦虑的沉重表情。林肯夫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虽然肯塔基州没有加入南方邦联,肯塔基人却认为自己是南方人。这位第一夫人的娘家,有几个兄弟参加了南方叛军,有多人战死在战场上。南方人骂这位第一夫人是叛徒,北方人则指责她是南方派在白宫的间谍。她的一位女友,见了林肯总统后说,“天哪,他为什么总是这样苦着脸!”林肯总统怎么可能不苦着脸呢?引出一场内战,丧失六十一万八千个生命是什么分量,任何一个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会无动于衷。正是这紧皱的眉头,证明了林肯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古典的statesman。
  结束南北战争这场灾难的,不是林肯总统,而是南军的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和林肯总统相比,李将军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老派绅士。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活生生地是两个时代的人。李将军出生在弗吉尼亚,那是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李将军是一个职业军人,听从国家的召唤对他来说,就是听从弗吉尼亚州的召唤。他素来痛恨奴隶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他也反对南方的分离,更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分离问题。他从军人的眼光得出结论,北强南弱,南方根本没有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可是,当弗吉尼亚州在南北战争打响以后宣布分离,加入南方邦联的时候,他不得不服从弗吉尼亚州的征召,带领南军开始了艰巨的战争。四年后,1865年春天,李将军置个人荣辱和生死以度外,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对手格兰特将军投降。他惟一的要求,是要求北军善待他的士兵。从出征到投降,李将军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一以贯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李将军的投降,是美国民主化后,古典政治人格最后的告别演出。从此以后,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你大概只能期待林肯的出现,却很难再期待罗伯特·李将军这样的人了。
  李将军投降后不过几天,林肯总统被刺杀,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南北战争以后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和十四修正案,终于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并且提出了“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的原则。再往前推三十年,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曾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担心。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奴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主原则加上人权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美国就在那个时刻完成了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从此以后,民众眼睛里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们不再要求站出来竞选的人都是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那样的绅士,他们不再奢求德高望重。他们也不再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演讲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台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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