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明白，三十多年前的那天下午，在我们老家那座小小的宅院里，母亲为什么突然间地号啕大哭。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到母亲那痛彻心扉的哭声，我吓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竟让母亲这样的伤心悲切，我甚至都不敢走到母亲身边去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手足无措的我忽然想起了奶奶，对，赶快叫奶奶过来问问或者是劝劝母亲吧！想到这，我象一只奔狂的野兔向奶奶家跑去…

　　当奶奶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赶到我家时，妈妈的哭声已经停止，只是脸颊上还不时落下泪珠，两眼无助地看着远方，若有所思。“咋了兰（母亲的名字）？”刚到院门口，奶奶便急切地问母亲：“有啥过不去的事了”。看到奶奶来了，母亲赶快用手拭去了脸上的泪水，淡淡地说：“没事妈，我刚才想起俺爹啦。”我伫立在母亲身边，看到母亲又恢复了平静，心中如释重负。

　　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母亲伤心的原因，但懵懂中我知道，她是忽然想起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早已去世的我的外公了。

　　也许，那时，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虽然当着孩子的面，自己也象个小孩子一样让思念的泪水肆意横流，却全然不顾。

　　其实，母亲是一个坚强而有内涵的人。17岁时，她初中毕业不久就参加了1962年到1966年当时国家组织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表现出了良好的组织能力。教育运动刚一结束，她便担任了我外公家所在村（当时叫“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小学校长，而后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

　　母亲心胸宽厚。

　　母亲姓杨，叫杨运兰。但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叫“大兰”，这不仅是因为母亲待人真诚，处事大方，更是因为母亲始终怀着一种朴素的“大爱”。

　　谁家有了难解大事小情，只要找到她，她都象自己家的事一样，不管有多么困难，都想办法帮助解决。我记不清楚，有多少个夜半之时，无论是生了急病手足无措的乡亲，还是那些发生矛盾生了“家气”的夫妻，抑或是被儿女嫌弃的老人，只要听到敲门声，母亲都毫不犹豫地赶到现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扶解决。

　　因此，无论是在街巷邻里，还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白发老人，还是刚刚懂事的玩童，只要看到妈妈，“大兰”的称呼就脱口而出。小时候，我不理解，在我心中母亲的名字是神圣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却随便叫来叫去，长大后，我才懂得，原来母亲的名字，在乡亲们的心中，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那是一份发自内心的信任，那是一种困难之时可以信赖的支持，那是物质相对匮乏年代能够得到的或多或少的帮助。

　　母亲朴素正直。

　　“朴素”两字是母亲最好的写照。1976年，我们由一个家族，也就是爷爷带领四个儿子儿媳组成的大家庭，分离出四个小家庭时，由于家境艰困，除了三间新建的草瓦房外，家里只有一口烂掉一半的陶瓷贮粮缸和仅有的一些生活用品，母亲没有任何的抱怨，反而是把愁苦压在心底，乐观地规划着我们全家以后的生活。

　　有时家里急需要办事，甚至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母亲那怕东挪西借，也从不让我和弟弟看到她因生活的困窘而伤心流泪。除了外出开会时能够拿出门的两件衣服，母亲甚至连一条象样的腰带都没有，即使家境好转后，母亲依然节俭，但仍旧干净、朴素、整洁。

　　本来，母亲做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有很多机会可以选择更好的人生，但她从不轻易地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与她一起参加社教运动的同事，通过各种途径，大都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当上了领导干部，和她同一时期的村干部，有的也有了理想的前程，但母亲却说，无论干什么，只要心安理得，就不会后悔。

　　母亲仁孝悲悯。

　　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可以说是从小疼爱，母亲对外婆更是至为孝敬。我小时候，外婆不时会在我家小住，只要不外出开会办事，母亲每顿饭都要亲自端到外婆的手中，从不让我们代劳。外婆生过三次大病，都非常的严重，每次都是在母亲和其他人精心照料下转危为安，外婆去世时已是93岁高龄。

　　不仅对自己家里的老人，对邻里乡亲甚至素不相认的人，母亲也同样斋心仁厚。那还是1986的一个夏天，母亲到县城开会，在宾馆住宿时偶遇一位十几岁的外地少女，母亲看她满眼泪痕，不由得心底生疑，经过耐心地开导询问得知，原来姑娘是山东荷泽人，与同在贵州做生意的父亲发生了矛盾，私自跑了出来。得知此情，一种从心底升腾的母爱，让母亲对小姑娘怜悯有加。通过彻夜长谈，母亲说服姑娘先到我家里暂住，并通过信件与她远在贵州的父亲取得了联系。一个多月后，他们父女终于在我们家中相见，抱头痛哭，看到他们团聚归好，母亲除了激动的泪水，更多的却是一种久违的释然。

　　母亲在我心中，是一个普通的人，更是一个完美的人。

　　然而，今天，母亲离开我和我的家人已经22年了。

　　1992年的那个冬季，我的心随着母亲的远去而变得惨淡而寒冷。

　　母亲离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那是在我参军入伍刚满一年，正在部队参加骨干集训时得到的消息，部队领导甚至都没有让我看到家里发来的电报就把我送上了返乡的列车。

　　仅仅也就在那半个月前，我还收到了母亲的亲笔来信，她在信中一再嘱咐我要好好锻炼成长，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部队有所作为。我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母亲临别时最后的“叮咛”吗？难道这就是母亲放不下远在他乡儿子的一丝寄托吗？直到今天，每思及此，都让我情难自已，睹物思人，更让我夺泪千行，沾湿襟衫……

　　母亲是在带领全村老百姓修筑公路时，因公去世的，那年她47岁。母亲是县、乡人大代表，她的追悼会庄严而隆重，县里，乡里，村里和亲友们送来的花圈摆满了整个院子，十里八村的上千乡亲都来为她送上了最后一程。

　　在那个哀伤的冬季，我莫名地控制了自己的泪水，不知道是因为我要表现一名士兵心理的坚韧，或是为了不让亲朋好友因我的悲恸而更加伤感，更或是怕母亲因为我的泪痛而难以安心走好，直到今天，我仍然为此难以释怀。

　　但那个冬天之后，我却千万次的在睡梦中哭醒，无数个夜晚，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微笑地望着我，未及和我说上几句话，却又飘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