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的“升级换代”

　　过春节，俗称“过大年”。此一“大”字，表征的是“年比天大”的意涵。

　　过去年代，有限的节假日屈指可数，“过大年”，能调动和释放芸芸众生的无尽快乐。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人人可随心所欲，口无遮拦——相反，却生出种种讲究和禁忌，密布于烟火人间深处的细枝末节。

　　在北方民间，正月伊始，便有一系列“不”字横在面前，提示人们规行矩步，谨小慎微，诸如不剃头、不买鞋、不提亲、不看病、不动针线、不说不吉利的话，等等，人们也自觉形成了高度默契。虽无官方的明文规定，却相当于老祖宗留下的“非遗宝典”，谁都不敢轻慢。

　　通常，凡俗百姓“过大年”，不怕热闹，不嫌事多，就怕清冷和孤单——当鞭炮在窗边噼啪响起，那种落差会被放大，外面有多繁华，多喧闹，自己就有多孤单，多寂寞。毕竟，像董桥说的，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的人，这个世界，凤毛麟角。

　　我儿时的年俗记忆，主要集中于吃年饭、穿新衣、放爆竹，还有前庭后院络绎不绝的亲戚走动。家家食谱总是大体相似，可以细化到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每一天，最诱人的是初一饺子初二面，天经地义，堂而皇之。今天看来，此食谱也只能算是家常便饭。小女儿跟我说，自己最没胃口的，就是饺子和面条。我耐心对她讲，对于老百姓，过去吃饺子可是件大事，老爸小时候，也只有在大年初一才有此口福，绝对美味无比。小女儿的结论是，你们好可怜！我的说词也成了笑柄。其实我也是图省事，总买些速冻饺子放在冰箱，食欲早已打了折扣。昔日大年夜的饺子，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气氛中诞生的，如今早已变调。而穿新衣，看似与吃年饭相提并论，其实含另一层微妙寓意。新衣穿在身，可看出各家的经济条件，兴高采烈地串亲戚，还能炫耀，显摆，大人、孩子都有面子。

　　我家不是老天津人，过年自然无亲戚可串。父母是一对老红军夫妇，风尘仆仆进城到天津，并没有学会入乡随俗。父亲去世时，我只有6岁。那段日子，母亲陷入悲伤，难以自拔。很多次，我半夜醒来，懵懂间发现身边的母亲还没有睡，披衣倚床，独自垂泪，如同剪影，我爬起来说，你不睡我也不睡！母亲用浓浓川音哄我，要得，要得……过年了，母亲让孩子出去玩，却把自己关在屋里，卧床蒙头，不吃不喝，邻居阿姨看不过去了，端热饺子敲开门，好言规劝，这是干什么？你不过年，也不能不管孩子呀！母亲这才抹泪起身，道句感谢，烧水弄饭。三年后，母亲终于追随父亲，撒手人寰，此后我家过年就更冷清了。

　　这都是陈年往事。近些年，民间年俗的各种讲究逐渐式微，上上下下对春节的重视程度却并未减轻。往往岁尾冒头，就觉出春节脚步的不断临近。管理部门的各类通知，各路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小商铺的让利惠民，熟人之间的相互提醒，预热，升温，终于在除夕夜，随着央视春晚的如期直播，山山水水同频共振，过大年的沸点达到峰值。

　　有句哲语说得好：一切皆流，无物永驻。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乡土本色渐行渐远。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雨后春笋般孵化出无数“新移民”，新的邻里模式颠覆了费孝通说的那种“差序格局”，各种人际关系得到简化，多亲戚家庭亦成了遥远传说。关起单元房门过自己的日子，无论远亲还是近邻，都不再重要。新冠病毒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秩序，也普遍降低了中国民众对春节的期望值和兴奋度，松动了板结的年俗美学，使其升级换代势在必行，且不断提速。

　　大年之际，立足当下，尊重科学，防范病毒丝毫不能松懈。若只为吃顿年饭而长途奔波，多处辗转，密接人群，变数着实难料。所幸发达的网络信息，可使视频通话如临其境，将“天涯若比邻”变成现实。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表达祝福，放飞欢乐，以简约的形式体验新旧交替的仪式感，尽享年味的融融快意。如此，对许多讲究和禁忌，皆可一笑置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