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故事搬上银幕，真实农村“隐入尘烟”

　　看完《隐入尘烟》之后，我在座位上有点回不过神来。

　　毕竟，上一部以女明星毁容式演技为卖点的电影是《秋菊打官司》，塑造的是一个执著抗争的西北农村女性。30年后，我万万没想到，中国农民还会以如此沉默、被动和道德化的形象呈现在银幕上。而国内影评大号还忙不迭地把它誉为“献给土地的长诗”“根植乡土中国的爱情长诗”“拍摄出了农民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神圣光辉”。

　　这究竟是社会的倒退，电影人的倒退，还是观众的倒退？

　　●《秋菊打官司》里的巩俐和《隐入尘烟》中的海清。

　　一、老好人的“三宅一生”

　　《隐入尘烟》的内核就是一个老好人的故事，从这一点上讲，并不新颖，甚至有些老套。

　　主人公是导演李睿珺甘肃老家农村的一对夫妇。一开场就是他们的相亲。男主马有铁是个贫穷木讷的老光棍，由导演的姨父素人出演，女主曹贵英身有残疾，由职业演员海清扮演。

　　当他们的兄长像甩包袱一样让他们相亲结合后，这两个中年人和一头驴，从零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搬家、种地、养鸡、盖房子，憧憬着攒钱看病买电视机。而他们的生产手段又是最原始的——畜力犁地、泥砖建房、草席屋顶，仿佛停留在几十年前。

　　●贵英对现代社会最大的需求就是看电视。三十年前，周晓文的《二嫫》就拍过为了买电视而努力攒钱的农村妇女形象。

　　因为贫穷和残疾，他们是村子里的底层和边缘人。不仅建房子这样的大事没有人帮忙，村口的闲话小分队也没他俩的份，平常也和别人不相往来，几乎遭到了贱民一样的待遇。有事相求时，村里人和亲戚才主动登门开口。

　　既脱离于时代，又脱离于周围社会，有铁和贵英仿佛是两个孤胆英雄，只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他们三次搬家，三次房屋都被推倒，在亲手建造的新屋被推土机推倒后，电影终结了这对苦命夫妇的“三宅一生”。

　　在剥夺了几乎所有外部资源的前提下，这对夫妻却被赋予了最好的品质。

　　有铁不仅种田、盖房样样行，还对别人的要求全盘答应、毫不计较。三哥让他给侄子结婚拉家具，他答应了；喜宴没他的份，只分到了一塑料袋的打包食物，他也没有抗议；他也把动物照顾得很好，爱护自己的驴子，在拆房时甚至不忍心伤害墙上的燕子。

　　而电影的一个中心故事线则更为夸张：为了村庄利益，有铁不顾妻子的反对，反复义务去给村里包地的老板献血。

　　有铁被塑造成了一个童话式的、道德感极强的利他主义者，他对万物的怜悯让观众也不禁怜悯起他和贵英的命运来。

　　●在一片黄沙上白手起家，是对夫妇俩“创业”故事的隐喻。

　　二、模糊焦点的道德叙事

　　男主人公让我想起王尔德曾经写过的一篇童话，叫《忠诚的朋友》。穷苦的园丁汉斯有个富有的磨坊主朋友，后者以友谊之名，想尽各种办法占汉斯的便宜。而故事的最后，汉斯在去给磨坊主帮忙的路上突遇暴风雨，淹死在了沼泽中。

　　道德故事本身无可厚非，王尔德写得了，李睿珺当然也拍得了。然而，利他主义固然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但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强调这种品格，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村里包地的老板病重需要输血，马有铁作为村里唯一血型配对的人，在全村人的劝说下同意为他无偿献血，因为只有老板不死，他才可能把欠村里的地租和水费还上。再眼拙的人也能看出这个设定的隐喻所在：农民的血被吸干榨尽。

　　而这位重病的老板和他儿子声称，因为玉米没有卖出去，拒绝交租，但一家人却依旧开着名车，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在用玉米抵租的时候故意克扣农民的租金。

　　面对明显的不公，有铁的态度却是“一码归一码”，甭管别人怎么欺负他，他也不争不吵，恪守自己善待他人的道德准则，以德报怨，甚至在献血时也不忘记叮嘱老板的儿子，尽早归还村民的地租和村里的水费。

　　我们可以称赞他恪守自己的信条，但是也要问一句：当老板对农民也不信守承诺，只知吸血时，这种道德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

　　马有铁坚持道德到底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还是一种“人各有命”的虚假意识？

　　无论有铁抱着怎样的态度，但他终究是无力的。只不过看到新的灾难不期而至时，观众逐渐被二人的不幸遭遇所感动，也许只记得“哀其不幸”，而忘了“怒其不争”了。

　　这也正是道德叙事的单薄之处。

　　真实世界中的农民虽然也会像他这样老实巴交，但很少会无底线地逆来顺受，任由别人来压榨。但问题是，假如农民有所抗争，就无法像马有铁在道德上那么完美了。而导演需要“完美的弱者”来赢得观众的同情。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农村往往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会去想，在巨大的不公平的外部环境的压迫下，要求他们个人保持“道德”本身，就不见得是个道德的期待。

　　譬如，一些地方被公司承包去种玉米的土地，经常在收获时节被盗。指责农民偷盗，缺乏契约精神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公司包地的时候是如何征求农民同意的？农民得到的地租合理吗？是不是有明里暗里地强迫？又是不是像片中所述，支付地租时拖拖拉拉？

　　而之所以存在偷玉米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从正规的渠道，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同意，也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这样看，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比起披着“契约”外衣的欺压，并没有多么不堪。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不去探求农民面临的复杂处境，单纯讨论道德，只能是一种苛责。

　　而这部电影似乎只想通过“诗意的画面”和充满道德感的人物，唤起观众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但任何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一些理解的人都知道，农民不必因为善良和仁慈才值得同情，他们所经历的不公正本身就值得关注，并且赋予他们反抗的正当性。

　　三、局部的真实不代表现实

　　很多观众都认为他们在片中久违地看到了真实的劳动场景。观众在屏幕上看到从播种、除草、直到收获、磨面的农事过程，还有从和泥打砖到上梁搭顶的建房过程。因此不少影评对本片的第一评价，都是“真实”。

　　●本片中最真实的部分当属这种叫“三面光”的水渠，它因三面由水泥浇成而得名。在影片结尾，贵英不慎跌入水渠中溺亡。修缮河道、汇集水流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有河道的植被，增加了流速，农村地区时常因此发生溺水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