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堂前那副对联

　　黄立华先生的《南街的同学》一文发表后，以其叙事写人之形象生动，评议笔调之幽默诙谐，很快在同学群和朋友圈里成为热传。

　　我作为主人公而出现在老同学的文章里，被包装成了一个挺有个性、颇有趣味的形象。于黄同学而言，这来自发小之情，亦在乎教授之心；于我而言，有得此等不曾有过的“亮相”机会，可以成为老同学研究学问的个案，也属有幸。

　　自鉴之，觉得黄同学画像基本属实，刻画入木三分；但亦不无夸张臆想。以我惯有的“认真”来看，老同学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的，手头还是少了材料依据。关于此文，黄同学在写《西街的记忆》时，就跟我吹过风了。那篇文章尚在“炮制”时，他曾发来让我看过；而这篇写南街——写我的，却是“出笼”前没发给我看，而是发往成都给吴同学看——让他事后来笑我：“文章五月里就拜读了，对你保密着。发表了，生熟就由不得你了。”一笑过后，我还是想，如果黄同学在“出笼”前跟我通个气，我则可以多给他提供点关于我本人，特别是我的家庭背景的文字材料——他的叙述评议当会更加客观，他的思索依据也当会更加丰富，从而也许能够生出一些新的所得来。

　　——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我就做点补叙，也算是为老同学文章的夸张和臆想作点纠偏吧，以更加有益于教授老同学的思考研究。

　　我并不是在一个规矩讲究多、约束限制多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由宽松、几乎无拘无束的“隔代亲”的氛围中长大的。

　　我1960年出生在内蒙包头，不到一岁时就因水土不服被父母送回老家来了，一直跟在爷爷奶奶身边；到18岁高中毕业，才“为了前途”而去“投靠父母”——当年奶奶在给我转户口时，那“缘由”一栏就是这样填写的。当年在南街老屋里的日子，我有《金色的记忆》、《老屋场院记趣》和《老屋厨事》的记述；与爷爷奶奶、伯公伯婆身边的相处，则有《爷爷的一份“交代”》、《没有文化的奶奶》、《一方天井，四水归堂》和《陪伴——最不平凡的美》的怀念。

　　“隔代亲”，给了我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对于我，爷爷奶奶并非一味的溺爱，但对我的管束，远远不同于早先对我父亲那样严厉——我后来从父亲口中才听说的。学龄前，犯了事，奶奶会打我，但家里还有一个阿婆（伯婆）；于是往往就是“奶奶打，阿婆帮”——“嚇几下”了事，而不可能像我父亲小时候挨打那样，要“作劲打，让他记得死死的”。不过，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幼体弱易病，奶奶为此吃尽了苦头，常说我是“一块血捧大”的，如何下得了手真打呢？我长大读书之后，爷爷奶奶管我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读书识理”了！有《毛主席语录》在手，有广播里、报纸上“革命理论”的武装，老人们如何教育得了我？——他们说我一句，我可以顶嘴好几句。他们除了怄气，还能怎么样呢？无非就是通报我父亲，让他写信来训导我。……祖辈管孙辈就是如此，实际上放任多多。我还是一个老实胆小的孩子——换一个聪明顽劣的孩子，管得住吗？大概有鉴于此，我叔叔家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在爷爷奶奶身边待过——都基本是小学毕业之前就被父母赶紧收回身边去了。

　　就我而言，个性的方方面面，有不少就是“隔代亲”的环境氛围造就的。

　　就一个孩子所学所务、立足社会和发展前途而言，我们这个家庭的讲究，就是要追求“实在”，要学得一门能够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爷爷伯公都是做生意的，自不必说；而我父亲和叔叔的事，则颇值得一说。

　　父亲1951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当时学科成绩总体比较好，偏爱文科。他晚年在跟我聊天是还曾不无得意：“我读高中时作文好，毕兆龙老先生经常给我打三个泡（在作文题目边上画三个圈，大概就是“优等”吧）。”那时，他有两位很要好的同学，一位姓段，另一位姓许，也都是文科好手。高考之后，段、许两位都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唯有我父亲，因为爷爷一句“要学就学个有实际用场的专业”，而在填报志愿时填了上海财经学院。他所学的专业是计划统计，但毕业分配却到了内蒙一机厂（617厂），专业并不对口；于是又被安排到哈尔滨一个什么工厂去学习企业管理——此后这就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我叔叔1956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西安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所学专业是无线电。毕业后留校教书；复员后到了合肥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再后来，就是成了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这就是说，我父亲和叔叔，也同爷爷伯公一样，都是靠“一技之长”吃饭的。至于我，当了一辈子教师、能够被选用到学校办公室去写材料，也算是没有走样。

　　黄老同学在文章中说我“天性非常聪明，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都特别强”，还有什么“才思”、“敏锐”之类，这就未免就拔高、走样了。我的语言能力谈不上强，模仿能力是有一点点；也就仅此而已——用休宁话讲，都是“摆不上桌面”、“夹不上筷”的，离“聪明”二字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不过老同学也说得很对，倘若当年要就着这点“天赋”去考大学学表演，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准许的。我妹妹从小跟着父母长大，头脑聪明悟性好，小时候练过体操，很有舞蹈天赋，中学时代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但我父母就是没让她去考艺校学表演。1978年夏天在黄同学家，我曾经目睹这样一幅图景：房间里擦得溜光的红色木地板上，父子俩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席地而坐，一面对弈，一面进行着朋友式的平等闲聊。——如此氛围，在我父亲和我之间，是不曾有过的。我的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

　　不过相对于爷爷和伯公而言，真正对我影响深刻的，还是我父亲。他聪明好学智慧丰富，与时俱进事业心强；一辈子献身于军工事业，在工厂领导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喜欢办工厂，不喜欢坐机关，曾几次谢绝调往省级政府机关工作；长于生产管理和经营运作，尤其擅长市场预测和新产品开发。他光明磊落不恋权利，在他感觉到因为某些原因工作难以顺心如意的时候，他坚决辞去厂长职务，宁愿改任总经济师。如此任职走向，在“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场现实中，是极其少见的。我一直很崇拜父亲。虽然由于天分原因，我没能传承父亲的聪明睿智，没有他那样的事业，没有他那样的奋斗天地，但我仍然传承了他的勤恳与厚道，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自己之所能，做到了像他那样做事，像他那样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