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人

　　 　　搬了家，住到了离旧家20余公里外的地方，但通讯地址还是老的，每逢有重要邮件，总会收到邮递员的电话。我把他的号码存了起来，手机响时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邮递员”这三个字，内心便有了温暖、妥帖与愉快的感觉。邮递员的话不多，每次都是这句：“邮件我给您放邮箱了啊，记得回来拿”，时间久了，不由便把他当成了老朋友。算来算去，一个月当中收到的电话，竟然属邮递员打来的最多。

　　 　　我有邮递员情结，童年时就有。在村子里，每每见到邮递员穿着制服，骑着自行车，一路按着铃铛潇洒地来回，心里便羡慕得不得了，觉得这真是个帅气的职业。以前人们爱用什么词形容邮递员来着？对了，是“绿色天使”，因为他们总是带来好的消息：谁的案件平反了，谁家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了，谁在远方的有钱亲戚来信了……这对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人来说，都极让人羡慕，邮递员的一声铃铛响，就意味着有人的命运要发生改变了，这能不让人激动并感恩吗？

　　 　　童年时我家极少有邮递员上门，每次看见那位“绿色天使”从我家擦门而过，没有停下来，心里就会有小小的失落。我多希望父亲能把邮递员叫停下来，哪怕请回家喝一杯茶也好，可惜父亲太忙，抑或觉得他这辈子与邮递员都不会发生什么联系，从来没有请邮递员来家里坐坐。

　　 　　初中的时候，我去镇里上中学，实在忍不住了，快到放寒假的时候，提前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不敢写给父亲收，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放假回到家后，果然那封信很准确地投送到了，在父亲狐疑的眼光里，我打开了那封信，信里的一张纸上，空空如也，一个字也没有。

　　 　　小时候有个愿望，想和邮递员成为好朋友。果然，在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后，却“不得不”每天都碰到邮递员，那是因为有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就在邮局的二楼，每天和小镇邮局的局长、邮递员都打照面，下班没事的时候，就和他们玩牌，赢了的人请大家去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喝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段时间我的邮件不需要送了，每次分拣完毕，都会给我留在分拣室的一个角落里，自己过去拿。北漂离开家乡之后，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还经常梦到我的邮递员朋友喊我取邮件，醒来总是会惆怅一会儿。

　　 　　北漂的时候没有固定地址，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一租就是十年，这个信箱就是我在北京最稳固的家，无论东西南北城搬家了多少次，这个邮箱总是不变的，想来，这是漂泊他乡时少数最令我感到踏实的事情之一了。家里人、远方的朋友、陌生人，想要在北京找到我很容易，往这个信箱寄一封信就可以了。十年间，也与我租信箱的这个邮电局支所的大多数人成了朋友。

　　 　　这些年，只要是与邮递员和信件有关的文艺作品，都会让我产生很大的兴趣。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邮差》，讲的是渔民的儿子马里奥·赫梅内斯为了能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通信而选择当了邮差。在聂鲁达的撮合下，赫梅内斯成功地娶到了自己喜欢的酒馆女郎阿特丽斯，这个笨拙的送信人，在聂鲁达的影响下学会了写诗，他就是用类似“即使那个女人用剃刀刮我的骨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句子，赢得了芳心。

　　 　　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诸多情节描写过送信人。过去的年代，送信人很多时候还不是写在纸张上的信，而是民间流行的口信。这些口信要么是约定时间与地点，务必相见，要么是转告远方亲人带给家属的话，甚至还带有“汇款”功能，帮忙带钱。几十公里，几百上千公里，一个口信就这么颠簸流离地“人肉”带过来了。这个口信是多么的重要，一个记忆错误，本该相见的人就错过了，一个坏心眼，改变一下词意，就把本来美好的事变邪恶了，送口信的人，道德必须特别高尚，才能把信不变味地送到，帮人把事办妥当。

　　 　　手机通讯与移动智能时代，不太需要送信人了，送信这个职业也渐渐地被廉价机器所取代。可我还是想念从前的邮递员，想念文学作品里那些风尘仆仆只为把一句话带到的口信捎带者，在他们那里，仿佛能看到人与人之间具有温度的联系。我们的生活，随着送信人的逐渐寂寞，一并消失了多少让人感动的事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