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钢的琴》：东北的死亡与重生(3)

　　《钢的琴》通过一个子代的视角不断去尝试模仿父辈的语言，回归那个过往的时代。比如说《钢的琴》中导演选用的音乐元素，包括着80年代的老歌、苏联歌曲和东德歌曲，甚至还有电子游戏音乐，配合着电影镜头语言，以缅怀那个逝去的时代。俄罗斯Lube乐队的《Скородембель（就要复原了）》这首曲子有两处响起，第一处是在工人们着手准备造琴材料之时（57:04-59:49）第二处是在钢琴快要制造完成之时（75:21-77:43）。在音乐第一处响起的时候共采用了26个分镜头[]，其中只有9个分镜头采用特写，更多是全景、中景等聚焦废旧工厂以及这座废墟般的城市的总体样貌。而第二处响起时一共有34个分镜头[]，共有21个特写镜头来聚焦工人们不同分工的劳动场景。如果我们将景别的选择看做一种叙事空间和话语权利的话，那么特写与大特写的镜头使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将镜头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就能够给予人物充分的话语权。[]因此，如果说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影片主要使用了全景、中景来展现工人们被限定在一个工厂空间当中，与时代的相比，个体是多么的渺小，那么在第二处则多为特写，工人们占据整个镜头也就越来越有力量。在钢琴被造完之时，工人们伴随着《西班牙斗牛士》跳起弗拉明戈舞，摄影机的位置越来越低，摄影机拍摄的角度也越来越仰，（甚至只有4个分镜头并非采用仰视的角度），在钢琴造成的时刻，影片用镜头语言说明了，他们的父辈是这里的主人。

　　如果将这部电影放在一个电影史的空间当中去的话，我们发现《钢的琴》想要延续的是建国初期的工业题材电影。却又不同于“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样一套价值系统下展开叙事”，而是一种对于传统的重构。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蔡楚生拍摄《王老五》是从一个知识精英的角度去俯瞰芸芸众生[]，那么在1949年建国之后，工人是革命的主力，知识分子开始仰视工人。而在如今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再次回到了俯视的视角，但是，《钢的琴》处于一个平视或是依然是仰视的状态。影片想要把这种工业题材的电影价值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宏大视域，移植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层面。并且开始聚焦于个人生活的困境——挣扎在当下资本和市场重压下的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但这又不同于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沉浸在个体小世界，张猛更想从“子一代”的角度表达的还是社会性的群体与时代。[]这股劲头恰恰与50年代工业题材电影所彰显的工人阶级战天斗地、自力更生的精神价值相吻合。

　　《钢的琴》的确是从“子一代”视角对于过往时代的缅怀。工业社会训练出来的人，是一种工友的关系，实际上是哥们儿。“你以为就你有孩子呢？你记住了，这事儿你有多难，那些人他就得有多难。对别人没啥好处的事，谁能和你折腾呢。”[]——的确，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代入《钢的琴》的剧情，一行人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计成本去造钢琴，确实太过于理想主义。但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正如同导演张猛评价这部影片：“一架钢琴的事情能够把所有人再忽悠到一起、集结到一起，这是我特别中意的一个地方。”[]

　　四、新东北文艺复兴：父辈故事与子代书写

　　2002年，王兵执导纪录片《铁西区》，用了九个多小时记录了沈阳铁西老工业区的历史变迁。2011年，张猛拍摄电影《钢的琴》，2014年，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上映……可以说，这些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亡、工人阶级没落的影片，从文艺、文学史的角度上，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即，有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东北作家开始以一个子辈的视角书写父辈的时代，如双雪涛、班宇、郑执。黄平在《出东北记》中将这些作家与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类比，将其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现象，不仅包括文学，更是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

　　黄平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书写依然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难而解，他们天然堤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

　　但是，在时代语境下，“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并非如俄狄浦斯王的“弑父”或者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尊父，而是指向了更大的文化范畴。在时代的变革中，作为国家的主导的工人阶级未能保留住自身“父亲”的位置，对于个体家庭而言，更是带来了更多的忧伤、困境与灾难。子代与父辈之间的裂缝中又饱含着相互较差、阻断和冲突。

　　在时代的文本之下，父亲不再以权威式的角色出现，甚至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子辈也过早的需要承担起父辈生活的重担，正如东北作家双雪涛在《飞行家》中写到的，“要说大部分的儿子，无论怎么努力，内心里总有个核心的部分，和父亲相连。”[]

　　《钢的琴》的导演张猛说，“我们在东北长大的孩子，对工业时代有特别深的情结。”[]而在《钢的琴》拍摄的时候，拍摄现场曾被群工人围着在看。在张猛眼中，“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自怜、自贱的状态。……这是让我最想不通的东……因为我表现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他们，他们的内心状态。也许这是我对他们一厢情愿的感受，也许不是他们自己的感受。”[]

　　或许，对于父辈的感情，子一代想要表达的并非复仇、也并非崇拜，而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回忆、怀念与谅解。那些子一代在文学、电影、音乐中谈论自己的父辈，记录一个时代的盛衰、记录一个个家庭的苦难、底层人物的悲哀，也正是在子一代的书写、创作、表现当中，东北的过去被镜头和文字记录，东北，带着旧有的荣耀与苦痛，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重生。

　　引用及参考书目：

　　[1]张猛,皇甫宜川,石川,蒲剑.《钢的琴》四人谈[J].当代电影,2011(06):39-47+163.

　　[2]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3]刘岩.记忆与生产——评电影《钢的琴》[J].文化研究,2013(01):42-51.

　　[4]袁庆丰.“新左翼电影”的题材选择和批判性的社会立场表达——以电影《钢的琴》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5):73-77.

　　[5]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J].电影艺术,2011(02):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