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钢的琴》：东北的死亡与重生(2)

　　影片当中的第二场葬礼是烟囱被炸，这直接意味着工业空间的消亡。如果说，影片中向我们展示的废旧大楼、废旧工厂是时代衰败的暗示，那么一个工业城市的烟囱被炸毁，则彻底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影片87:07处，前一段还是孩子们在唱《幸福拍手歌》，转眼就切换到陈桂林和父亲在火葬场旁边远望城市中的两颗烟囱，再到一群人一同站在山坡上看烟囱的炸毁。就算前期，以汪工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的优秀工程师无论多么努力去挽留这两根烟囱，最终也是无能为力。工人们也清楚，“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他离开”工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一种尝试——“如果我们成功，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他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导演张猛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烟囱表现的是一个很直白的时代坐标和城市标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原来沈阳铸造厂有两根烟囱，是沈阳最高的建筑，一进沈阳就能远远地看见‘铁西’有两根大烟囱。炸掉这两根烟囱的当天，沈阳很多人都去了，大家默默地站在那里看，没有人说什么话。我觉得烟囱就像是工人阶级的***，炸掉烟囱就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阉割，再也不让他们站起来了。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文明开始要代替原有文明的寓意”[]而“当两根烟囱倒掉的时候，就证明社会的进程要开始逐渐吞噬这样一个工业的时代。”[]

　　《钢的琴》中最后一场葬礼则是陈桂林父亲的死亡，就在烟囱被炸毁之后、钢琴被造成之前。前面一群人还围坐在一起聊着胖头的外孙子——“什么这个那个都是假的，就孩子是真的”“你这个姥爷是真的”，随后就是陈桂林和二姐、二姐夫捧着父亲的遗像缓缓走出，一时间，死生的对比十分强烈。

　　而在整部电影中，陈桂林父亲的出场永远戴着口罩，就连看烟囱炸毁时汪工分给他的那根烟，他也并没有把口罩摘下，父亲成为了一种“失语者”，毕竟，在如今这个时代之下，他不能对子代给予更多的要求。导演张猛在采访中谈到，他本来还设计了一条陈桂林父亲的线索，但是之后剪掉了。而桂林的父亲，每天一定要去的是火葬场。[]这条线索似乎也在加快了父辈死亡的道路。

　　从剧情上讲，父亲的死亡可以算作电影的倒数第二幕，也正是在这一刻，陈桂林一无所有。他在从法律上丧失父亲地位之后，从社会上工人的身份也被时代否定，而在家庭上，父亲去世，他也无法再成为一名儿子。《钢的琴》讲述的其实是三代人的故事，而作为中间层的陈桂林，他们的父亲赶上的是振兴工业的大好时期，是上一时代真正的主人，将子代引到了工厂，却没有想到遭遇了时代变革。

　　陈桂林叫陈桂林，是因为父亲想让他“桂林山水甲天下”，他让女儿去弹钢琴，也是想将希望寄予在女儿的身上。

　　陈桂林：“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儿啊，陈桂林，就是希望能够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没结果没甲了，弄夹生了。所以啊，我必须让小元学钢琴。”

　　王淑娴：“圆梦啊？”

　　陈桂林：“圆啥啊，小菊要是把她带走了，我还圆个屁啊！”

　　陈桂林会手风琴，这是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最为便宜朴素、简单易学，最适合下层劳动人民和工农兵的乐器。[]如果说手风琴代表了王千源的下层性，那么，他要求女儿学钢琴，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本身，钢琴就存在一种象征，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中产或者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陈桂林让女儿学钢琴，这是一种在父辈建起的大楼的废墟上寻找希望，来挽回自己的女儿，又让女儿完成对于自身的超越。但是女儿却被妻子带走，陈桂林直接丧失了希望的传承。

　　在影片60分处，工人们开始造琴之前吃了一顿饭，人们在长条桌旁吃饭的场景构图像极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导演张猛说，“最打动我的地方是这一群工人重新回到工厂里面、再度回归工人阶级的感觉。那么一架钢琴的事情能把所有人再忽悠到一起、集结在一起，这是我特别中意的一个地方。”[]将下岗工人聚集在一起，打造出一架钢做的钢琴，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却也是集体主义最后的哀鸣。在烟囱被炸毁、烟囱所代表的工业空间消失之后，一切反而得到了一种和解。他们顺利过度到了具有理想型的劳动场景，结尾响起的《西班牙斗牛士》中，钢琴建造完成，这也是工人们对于自己主人翁身份的最后告别。

　　在“最后的晚餐”中，无论是陈桂林为了挽留女儿小元而选择造钢琴、汪工等人为了挽留烟囱而提案，下岗工人们为了找到个体身份与集体价值而劳动，这些何尝不是在“父亲”这一符号最后的呐喊，何尝不是汪工所说的“失败之后的美好回忆”，又何尝不是工人阶级最后的哀歌？

　　三、镜头语言：请问过往时代怎么去？

　　若关注近十年的商业电影当中，“劳动者”这一形象逐渐在银幕中消失、底层人的形象不光不能成为主角，在某种意义上也逐渐成为客体。《钢的琴》虽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片”，在国内外不断获奖，却只收获了400万的票房。

　　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却不是由下岗工人这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也就是“子一代”所讲述的。导演张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今天你能拿起摄影机了，有人能让你去拍东西了，却突然发现你经历的时代、你喜欢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十几年。”[]

　　导演张猛自小就在沈阳老工业区中长大，他的艺术创作源于自己的生活。张猛儿时经历过东北身为老工业基地、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同时也经历了社会变革、工人纷纷失业的时期。在《钢的琴》导演观众四人谈中，张猛透露了最开始写作《钢的琴》的剧本，是“想缅怀那个时代的东北”[]。而影片中那架工人们自制的“钢的琴”，源自于一个铁岭民间艺术团样板戏学习班时自制的钢琴。他也在拍摄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个工业空间。

　　《钢的琴》关注的是“小人物”，如果我们从镜头语言上去分析这部电影，我们发现，很多的场景都是正面的水平机位，人物在画面中的移动是水平移动。更何况的是，影片不断采用平移镜头，机械特征十足。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高度风格化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是非电影化的电影语言。

　　有相关研究将《钢的琴》的视听语言进行了整理，在整部电影中，一共使用了23个横移镜头。[]虽然这种镜头的运用具有一种“平面化”的感觉，并非人眼观察世界的方式，却以一种“机械化”的客观视角，将整个工业时代、废旧工厂的样貌、以及工厂空间的细节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