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桎梏下求我的哀痛——论电影《思悼》(3)

　　影片的服装以王室的龙袍、常服和官员的官服等为主也，十分贴近史实，无论是大到明确的颜色区别身份地位，不同场合服装的不同还是小至服装上王室官员等级纹章的设置，将王家严格的礼法制度都间接表现了出来。这些细节化的精致使影片更具质感和真实性。影片中有三套服装是比较特别的。第一套便是世子的丧服，棉麻素衣与一众的丝绸彩服在一起显得十分格格不入。无论是斩衰时期的整套丧服还是后期裹在龙袍下的丧服，这套服装几乎是贯穿了整部影片。如此“与众不同”的服装，象征着世子那份不屈礼法、不羁放纵的内心，既是纪念已经故去的爱护自己的亲人，也是纪念自己长期受父亲不认可打压至死的灵魂。那是世子“叛逆”的一种表现，反叛朝鲜礼法的权威，反叛父亲的“病态”的控制。当然这种微乎其微的“反抗”终究只是杯水车薪，在无形之中也预告了世子死亡的结局。八日的折磨，世子的洁净的丧服，渐渐变得腌臜，每一处污迹的添加都拉近了世子与死亡的距离，引用演员刘亚仁的话“就像是冷却的蜡烛一样，一天天冷却下去”。第二套服装是世孙的冕服，玄衣纁裳，九旒冕冠，裳四章纹，贴近历史。官员全白的国丧服与之形成巨大颜色对比，产生一种距离感，间接凸显出新王的权威感，同时也蕴含了世孙对故去的父亲和祖父的忧伤，而这份忧伤需要这种距离感隐藏起来。第三套则是世孙舞扇时所穿的白色龙袍。相比于片中出现的其他白色服饰，这套衣服的饱和度更高，同时精致的刺绣也使这套衣服更为华丽，与众臣产生分隔感，像是天然的屏风，世孙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卸下自己的责任去抒发宣泄自己的情感。相较于全片低饱和度色彩服装所带来的压抑感悲伤感，这一片段中的白色使其多了一份属于光明的释然与和解。

　　影片时间跨度较大，人物经历了不同的年龄阶段，所以首先在化妆上要让观众信服。例如最明显的老年装扮，皱纹和老年斑的添加是随着年龄而增加的，既要注重自然过渡已达到视觉真实感，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影响演员的表演和在画面上演员面部细节的体现。这种年龄感也通过头发及发簪等细节来表现。例如片中的年轻女性世子妃和翁主现实年龄还在十多岁，属于少女的头发特质还需体现出来。而所有女性也通过发簪的大小、样式华丽程度来有意识的区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年龄大小。片中英祖和世子的妆容是最需要强调的。英祖的年龄跨度有近四十岁，胡子由黑到白，由浓密到稀疏，脸上的皱纹斑点一步步增加，既要突出每个年龄时期的状态，也要自然过渡让画面呈现效果上自然。世子主要是在米柜中的状态，从白白净净到头破血流，衣着血迹再到最后的头发凌乱、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指甲见长、满身污迹、衣不蔽体，每一天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更具真实性，也更能表现世子命运的悲惨。

　　青龙折扇是影片中最重要的道具之一，寄托着期许，寄托着思念。对于世孙来说这把折扇是父亲留给自己的唯一物件，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介质。舞扇时与青龙的对望将其拉入了回忆。对于世子来说扇上青龙是对儿子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期许，暗藏着他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对未来的期待。一曲扇舞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谈心，每一次开扇合扇都似是一声叹息，既是叹息自己、也是叹息对方，彼此是深宫之中最理解对方的人，隔着重重冰冷礼教但却还能传递一丝温暖，父亲的爱和儿子的思念这两份不能流露出来的情都寄于这方折扇给抒发了出来。

　　本片在壬午祸变的父子悲剧之上，透过东方儒家有为与道家无为的思想意蕴，展现了东方封建专制下人性的压抑与个人主义的崛起，同时也延伸探讨了当代家庭关系、教育体系等现实问题。影片并没有刻意地去表现人物身上所谓的“善与恶”“对与错”，或是一味地追求主旨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渲染佛儒道的氛围感，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独特的东方情愫表现出来，让观众透过东方含蓄的情感面纱体会到更深沉的情感表达，感受到这种东方家庭“无言”中的遗憾以及背后的温暖。每个观者似乎都能够或多或少的在影片中找到“自己”，产生与影片独特的联系。

　　儒家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强调礼乐制度，东汉班固更是在其《白虎通义》中提出“三纲”“六纪”并将其提升至天的高度，这种封建礼教鞭一直在东方大地上存留了千年之久，而这种桎梏已成为每个人身上无意识般无形的枷锁，纵使万般沉重，但却也无人反抗。每一份抗争在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之下显得微不足道，历史上那些反抗的少部分人也都随世子的命运一样被视作“异教徒”般推向了死亡。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世子试图摆脱自己的身份，摆脱自己在封建王朝命令中所应要承担的巨大责任。身份特殊的他，作为李氏朝鲜当时唯一的正统继承者，他的命运，从出生开始就不属于自己了，而他希望摆脱这种命运枷锁的愿望，在这样以集体为中心，以纲常伦理为国策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国度之下显得极为不堪。世子无法达到内心所想而表现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世子在剧中呈现的“狂”则是在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之中，自我所产生的一种防御机制。所谓个人主义的展望是不应该在那个时代下存在，甚至是不应该产生的。而那一句“我不愿意为此而活，也无法如此而活，我要追随自身所愿而活”是多么的无力，他所做的反抗，也无非只是自身的逃避，个体的发泄。而他这种格格不入的行径是势必为这个时代这个朝代而所抛弃的。

　　世子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个体，在他身上体现的是，现代个人主义。他的这种个人主义是十分不完整的和被极度压抑着的，他的内心是以个人来看待世界，随心之所向而为。但他却不得不在其中包裹着儒家的中庸和礼法和道家的无为的思想，去表演好一个储君的形象，去站在一个国家继承者的角度解决一些事宜，有所谓而有所不为。这是君主专制之下每个人的无奈，可纵使极度地反对权威和个人的各种支配，却也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极端环境之下存活，这种“体制化”的囹圄也是这场悲剧的推手之一。世子在求我的过程中是十分极端的，通过逃学、言语上的宣泄、行为上的宣泄（杀人）去抒发他内心的挣扎，通过“迎合”和重塑自我试图引起他人的注意，以达到他内心所思之反抗。而这以死亡为代价的抗争，最终也无非只不过是史书上的寥寥一笔。

　　三纲五常中的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在英祖和世子，二者之中夹杂着的身份，既有君臣，也有父子，而在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之下更注定了二者之间的必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亦是世代所延续的。英祖生性多疑，处事谨慎的一部分原因便是由其父亲肃宗大王所影响的，据当时老论派大臣闵镇远的私撰笔记，肃宗喜欢的是李昑的异母弟延龄君李昍，对李昑则频加呵斥。而其哥哥景宗大王幼年丧母（生母禧嫔张氏被肃宗大王赐死），此后不久他便精神恍惚，做出种种怪异行为，而且一直不近女色，既无妾室，亦无子女。在王室之中，这种矛盾亦不仅仅只是父子之间的亲情矛盾而进而叠加上的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疏离感。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根深蒂固下，一种天然的统治阶层的高贵感和控制欲便油然而生，以见为所见，以听为所听，其中产生一个又一个的误解，在互相的猜忌中产生愤怒、失望、悲伤的情绪，不断积累直至爆发。这与《瞬息全宇宙》中所表现的母女关系强硬的矛盾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东方式的家庭中，当孩子们试图去找寻追求自我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着想”，辈分之间的牵制，几乎让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可在血缘关系的连接下即使有着不满还是会想要依靠，纵使有万千不和，也将会在爆发之后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