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患癌了，这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雷。

　　当我长途奔袭而来时，母亲已被推进手术室。家人在走廊里守候，忐忑不安地张望着那扇神秘、肃穆的房门。那时，窗外的阳光有点刺眼，我明显地感受到这初夏太阳的火辣，心在煎烤。

　　妹妹说，自从住进医院开始，母亲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母亲被推进手术室之际，像交代后事似的嘱咐了几句紧要事，说哪个庵堂里佛礼未还，哪座庙宇里道场未来得及做，这些都是保家门的，要记住。妹妹安慰她说，等你手术好了，你自己去还吧。听到这些，我鼻子酸酸的。

　　母亲晚年，在从事婚介工作，一本通讯录，满满地记着幸运人的密码。她的电话比市长还忙，张姑娘要相亲，王青年要捎话，都要通过这边协调、传达。这年头，虽是网络时代，谈恋爱方便了，但白领阶层、机关干部还是喜欢媒人这个渠道。况且，母亲能断文识字，又有子女在机关里工作，这就多了一份信任和优势。与那些农村里不识字的“媒人婆”不是一个竞争档次。这几年，母亲的业务，竟然扩展到温州地区，做出品牌来了。

　　对于母亲说媒这件事，我有点始料未及。母亲是一个单纯、老实的人，与那些嘴巴上挂油瓶的“媒人婆”，完全搭不上界。有一次，母亲到温州一医看病，在走廊里候诊时，经不住一位江湖术士的游说，花了两百元买了两条只能当柴烧的根藤，说是祖传中药，包治百病。母亲拿回家时，遭到我的一顿奚落：“都是当外婆的年龄了，脑筋怎地还是泥捏的？”母亲既心痛，又受伤，幽幽地抹着眼泪。我也深感自己失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母亲中年丧偶，一生劳苦，我这般无礼，情何以堪？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属于那种“不能干”的女人，人情世故、待人接物、厅堂厨事，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口舌之能，更是无从谈起；思想又单纯得像一泓起不了涟漪的清潭，清澄见底。母亲的这种性格，要归咎于外婆。外婆是一位大户人家出身的非常能干的小女人，人情世故、厅堂厨事无所不能，甚至还能号脉看病，胜如郎中；哪怕是外公坐牢期间，家里家外都打理有条不紊。母亲有了这样的巧母，也就万事省心。到了年长之后，竟成了什么也上不了手，稀漓糊涂地做了别人的妈妈。

　　所以，对母亲能否操治这种八面玲珑、虚与委蛇的婚介工作，我深表怀疑。我曾经问她：“你会说媒吗？”她憨憨地笑着：“怎地不会，多走几脚呗。”母亲的确也是这样，有时为了安排一次相亲，她会从温州市区赶到乡下，奔波七八十公里。母亲是不会坐车的，一坐就吐，这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劝她不要做了，母亲总是呵呵地笑着，乐此不疲。

　　母亲说成一门亲事，会有四千元的收入，这是新人的红包礼，男女双方各半。待至结婚时，还有专门的“谢媒酒”款待宴请。母亲每次吃酒回来，也定是满面红光的，心情颇好，像是做成了一件大事。每当此时，我们定会拿她调侃几句，以示祝贺。

　　母亲从没有存钱积蓄的习惯，有了一点收入，除了给外孙女们贴补鞋袜外，其余的全部花于庵堂佛庙。母亲很迷信，她说自己中年丧偶，是前世未修，今世要多行成人之美，多礼佛。母亲既如此坚持，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我们始终坚信，母亲是连迷信都不会的，很多钱是被骗走了。

　　母亲还有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好学，爱读书。她平时少看电视，空闲时间，就拿起书本来消遣。当然，母亲所看的书，都是经世致用的，与生活有关。然后，把得来的知识，传授给她的子女。“书上说了，某某东西不能吃，小孩要早睡”等等，那副可爱样就像一位小学生，唯书是命，唯师是从。若遇外孙们头痛冷热，她也总是自作主张，对着药书按图索骥，买了几包中药解事。所以，每至夏伏之时，母亲总会配制出不同的解毒茶、凉茶，要我们喝下。

　　母亲不光自己看书，还要给我寄书。内容大体是关于养生保健、孩子教育、企业家素质、婚姻经营等等。当然，母亲寄来的书，我是连翻都没翻的，但还得哄她说是看过了。我劝她不要寄了，看书比你多，别浪费邮费了。她却依然如故。有一次，我出了一个花招想阻止她：“那些书都是骗人的！”“书哪能骗人呢？”电话那头，母亲一脸的不解，那语气就像一位初涉世事的小女孩，令我哭笑不得。

　　母亲寄书这件事，我曾考思良久，这决不能用一般母爱来解释的。母亲是一位拙于言辞的人，十六岁生我时，还是一个少不谙事的年龄，自然也无从说教一些人生大道理。当我稍大一些时，我认为自己比母亲还懂，她更难驾驭。所以，在我年迫天命之时，她大概总结出一套既给我面子，又能寄书寓教的独特的母教方式。近几年，母亲也常去听一些专家讲座，在母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与时俱进的启发也尚未可知。其实，母亲是一个喜欢文字表达的人，平时出门办事，也必写纸条留言，区区数语，总能清楚明了。那时，与妹妹住在同一个镇上，相隔不过二里许，她却不用电话，非要写信嘱咐什么。我一直认为母亲“不能干”，她却对自己的母教方式，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定位，颇令我意外。

　　下午的阳光，渐近暗淡，想起母亲的这些点滴，眼睛也不知何时湿润了。

　　门，终于开了，母亲在历时四个小时手术之后，被推出手术室。母亲脸色苍白，尚处于昏迷状态。四个小时的大手术，摘除了她做为女人的重要器脏，我难以想象母亲从中经历了一场怎样的人生劫难。一个星期之后，家人才敢告诉她这个残酷的事实。

　　当我离开医院时，母亲还处于极度的虚弱状态，只能闭着眼睛，微弱地翕动着嘴唇说话。我不知怎么去安慰母亲，只留下一句不怎么慰贴的男人话：“也用不着害怕，现在患癌很普遍，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好生保养，就可以好。”母亲却嘱咐妹妹，从枕下拿出一本书，让我带回厦门，书名为《做孩子的心理医生》。

　　我没有拒绝，哽咽着喉头接过书本，我知道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可怜的父母心。我走出室外，好像自己置身于芦花摇曳的旷野，感受着西山那暗淡的柔柔的薄霞。那是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