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黑

    离开我从小生长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十二年后，我像个梦游者般再度归来。“土地召唤他回来。”他们这么形容快死的人，就我的情况而言，是死亡召唤了我。初抵旧地时，我以为这里只有死亡；之后，我也遇见了爱情。只不过那时，我重回故土，如同我对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城市的记忆一样，爱情是一段遥远而早已忘却的过去。十二年前，就是在伊斯坦布尔，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的姨表妹。

    离开伊斯坦布尔仅仅四年之后，当我走遍波斯国那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积雪覆盖的山脉、哀伤忧愁的城市，递送信件并收集税款时，我发现，我已渐渐淡忘了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小恋人的面容。惊恐中，我努力地试图记起她，但终究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她，人是会渐渐地忘却那张久未见面的面孔的。在东方，当帕夏的秘书、受帕夏之命东奔西跑度过的第六年，我已明白我幻想中的面孔已不再是我留在伊斯坦布尔的恋人的脸了。之后，到了第八年的时候，我再次忘记了自己在第六年时心中误认的那张脸，于是又编织出了一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到了第十二年，我以三十六岁的年纪回到这座城市时，痛苦地察觉我早已如此这般地把我恋人的容颜忘却了。

    十二年中，我的许多朋友、亲戚和街区的熟人都已相继死去。我前往俯瞰金角湾的墓园探视，为母亲及那些在我离开时过世的叔伯们祷告。泥土的气味混入我的回忆。母亲的坟墓旁，有人打破了一只陶水罐，不知道为什么，望着地上的碎片，我哭了起来。我是为死去的人流泪吗？还是因为十多年之后，我奇怪地发现自己仍然只是在生命的开端？或者相反，是因为我已经感到自己已来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我不知道。雪轻柔地落下，我失神地望着东飘西荡的雪花，脑中昏乱地想像自己生命的种种，以致迷了路，没有注意到墓园的阴暗角落里，一只黑狗正盯着我瞧。

    泪水止息后，我擦净鼻子。离开墓园时，我看见那只黑狗冲我友善地摇着尾巴。再后来，我租下了一位我父亲一脉的亲戚以前住过的房子，在城中安顿了下来。女房东把我当作了她在战场上被萨法维王朝士兵杀死的儿子，要帮我打扫房间并为我做饭。

    就好像我不是安顿在伊斯坦布尔，而是临时在世界另一个尽头的某座阿拉伯城市，想要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似的我上了街，心满意足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是马路变得比以前窄了，还是我觉得是如此？在某些地方，道路挤在紧紧相邻的房屋之间，我得贴着墙壁和大门走，才不会被满载货物的马匹撞上。城里多了许多有钱人，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看见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如同一座堡垒，由高傲的马匹拉着，就连在阿拉伯或波斯也找不到这样的车。在“焚毁的石柱”附近，我看到几个衣衫褴褛的讨厌乞丐挤成一堆，四周飘散着从鸡贩市场传出的臭气。其中一个瞎子空瞪着落下的雪花微笑着。

    如果有人告诉我，伊斯坦布尔以前是个较为贫穷、狭小、快乐的城市，我大概不会相信，但我的内心正是这么对我说的。尽管我恋人的房子仍在原处，坐落在菩提树和栗树当中，但待我敲门询问后，才知道屋子的主人已经换了。我得知恋人的母亲，我的阿姨，已经去世，而姨父和他的女儿皆已搬走。从应门的人口中，我得知她们遭受了某种厄运。这些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如何残忍地伤透了你的心，摧毁了你的梦想。我现在不想将这一切描述给你们听，但我想告诉你们，当回忆起旧日花园里菩提枝丫上垂悬着一根根小指粗细的冰柱，而夏日里则是青葱翠绿、阳光普照时，我看到如今这个花园充满苦痛、积雪而疏于照顾，此情此景能让人联想到的，只有死亡。

    从姨父寄到大布里士的一封信中，我已经得知了一些亲戚们的遭遇。信中他邀请我回到伊斯坦布尔，说他正在为苏丹殿下编纂一本秘密书籍，而他需要我的帮助。他听说我在大布里士时，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会付现金下订单委托编写手稿，我做的就是拿这笔钱到附近城市里寻找那些虽对战争和奥斯曼士兵不满，但没有投奔加兹温或其他波斯城市的细密画家及书法家，请这些身无分文、怀才不遇的大师们撰写、绘画并装订成书，再找人把完成的书送回伊斯坦布尔。要不是年少时姨父灌输我对绘画与精致书本的热爱，我绝不可能有机会从事这项职业。

    在我姨父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街道，一头通往市场，在这街头，有一位技艺精湛的理发师，他还在那家店里，还在同样的镜子、剃刀、水罐和肥皂刷之间。我们四目相对，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很高兴看见那只连着链子从天花板悬垂而下的洗头盆，他往里头倒热水的时候，仍然依循着旧日的抛物线，来回悠荡。

    有一些我年少时频繁走过的街区和街道，十二年来已经消失在灰烬中，成为野狗聚集的场所，以及疯癫的流浪汉们吓唬小孩子的燃火之地。有些地方则盖起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奢华的程度足以令我这从外归来的人震惊不已，有些屋子的窗户镶上了最昂贵的威尼斯彩绘玻璃。我看到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伊斯坦布尔盖起了许多豪华的二层楼房，二楼装饰着凸窗，拱出高墙之外。

    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金钱在伊斯坦布尔已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从东方回来后，我发现以前一个银币可以买到四百德拉克马那么重的面包，如今同样的价钱只能换得一半的面包，而且吃起来其味道也不如以前了。要是死去的母亲知道如今她得花三块银币买一打鸡蛋，一定会说：“趁那些鸡还没骄傲到往我们头上拉屎，赶紧走吧。”但我知道金钱贬值的问题哪里都一样。有传言说佛兰芒和威尼斯的商船载满了一箱箱伪币运至伊斯坦布尔。过去，官方的铸币是用一百德拉克马的银子铸成五百个硬币，然而现在，由于与波斯连年征战，同样重的银子开始铸成八百个硬币。当土耳其禁卫步兵发现赚来的硬币就像菜贩码头上掉落海中的干豆子一样居然可以漂浮在金角湾上，便群起暴动，把苏丹的宫殿当作敌人的城堡团团围绕。

    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一位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扬名于世。这位来自艾尔祖鲁姆的传道士解释说，这十年间降临伊斯坦布尔的灾难——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区的大火、每次都要夺去上万人性命的瘟疫、与波斯人长年不断损失无数生命而毫无结果的战争，以及在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城堡的占据——都是因为人们偏离了先知的道路，不听《古兰经》的教诲，过于纵容基督徒，容忍他们公开贩卖酒类，容忍他们在苦行僧修道院弹奏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