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红鲟是爱意
时间:2022-01-31 作者:伊一 点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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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常有,可母亲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即便常年忙忙碌碌,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搞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
在我识字后,父亲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一把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以便买材料来照着做。
“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
“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把南北菜系做了个遍。”
“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他说:“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的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好得出了名,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
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见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
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听了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
“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这么一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2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那一年,父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賣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回去时,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若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
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应由长者打开,打开之后,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儿!”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
“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扑面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
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我们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的围铺,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蒙眬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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