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的联想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上海度过真正的冬天。这令“真正”悄然而至时，略有些奇妙的惊异。事实上，在更早一点的时候，人们尚不知道“霾”为何物，日复一日的冬季清晨，与陌生的集体飘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是常见的。自行车的铃声足以清脆地打破它，或是人们口中哈出的热气自然与之交融，没有丝毫恼怒。而如今，空气却成为了人人心头的背景噪声，像一种健康意识的勉力熏陶。这种对于绝对健康的极端向往，不免令死亡显得更加冷酷。作为一个亚健康的人，我十分频繁地拷问自己健康有什么用。可仿佛除了更舒适的虚度，并无他用。人们抵抗污染的空气，实际上是在抵抗无常命运的强力。无疑这是徒劳的，但也无非是一种尝试，要将无常纳入有常，将科学之于命运的篡改之力发挥到可控范围之内。如同卡尔维诺所言：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来说，只有当记忆凝聚了过去的印痕和未来的计划，只有当记忆允许人们做事时不忘记他们想做什么，允许人们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是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记忆才真正重要。

 

　　这令我想起，最近看的两部电影。

 

　　《寂寞心房客》里，公寓的电梯坏了，二楼的那位先生不愿意支付维修费用，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使用电梯。随后，他被全楼限制使用电梯。因为一场受伤，他开始使用轮椅，于是即使居住二楼，他也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乘坐电梯。他仔细地记录了电梯运转时间，发现只有凌晨四点半没有人会使用，于是他在那个时间出门，推着轮椅滚过重重迷雾，去医院的自动贩卖机买食物。在那里，他遇到了出来抽烟的女护士。护士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脱口而出：“我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这个谎言令他之后全部的行为都围绕着“摄影师”来型塑。他开始背上一个傻瓜相机出门觅食，用拍立得的照片制作影集，对着电视机里的自然风光拍照，护士问他，“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埃及好玩吗？”他只能说，“当地人很热情。”当他最终鼓起勇气对女主说，“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女主同意了。然而，隔天的凌晨四点半却笼罩着各种扰攘，电梯被卡在一楼无法开门，为了给女主拍照，他不再介意被人发现，疯狂地咆哮，扒开电梯门，甚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一步一踉跄地走过工地，走过夜晚湿气与粉尘的萦绕，走到天亮。他倚着墙对女主说，“你笑一笑。”她回答，“我笑不出来，不然你说个笑话。”他说，“其实我不是摄影师，我的相机里也没有胶卷。”女主这就笑了，以为这真是一个笑话。

 

　　而《我记得》则更为残酷。老人院中，一位丧偶的老先生得到一个病友提点，告诉他他曾经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受难者家属，杀害他家人的行刑官隐姓埋名生活在德国数十年。老先生有失智症，睡一下醒来就会忘记所有的事。于是，病友将这一切都写在信上，老先生也在手臂上写着“读信”。他的另一条手臂，刻着犹太囚犯的编号。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一路出发去报仇，路遇许多人，有同情他的囚友，或是纳粹二代。他睡睡醒醒，一再清洗着自己的记忆，又通过那封信唤醒知觉。直到最后，他找到了那一位行刑官。行刑官意外抱住了他，告诉他，“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他却拿枪指着他，逼他在子女面前承认自己是罪犯。行刑官万般无奈，告诉他，“其实你也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手臂上的编号与我连号。”他们曾经一起杀人，后来又一起隐姓埋名。最后老人杀了对方，自己也饮弹自尽。新闻播送时，那位老人院的病友如释重负，他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受难者。他指使一个失忆症纳粹重走创伤之路并完成了自相残杀。

 

　　这两则小品，均是记忆再造，均是一种身份的布置及命运的控制。是我们本已习以为常的霾害，终于通过唤醒的方式，重新建构观看的方式。会这样想，是因为地球并不会毁灭，无论pm2.5冲破多少极限。会毁灭的只有人类，只有这因无知而舒适的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