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一封信里装着什么(2)

 

　　就这样，波韦尼尔村里开始了一场书信接龙，最终，因为需要投递的书信越来越多，萨拉被成功地留了下来。恐怕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在老罗莎寄出第一封信时就猜到这个结局。是的，这个故事足够温情，却也足够老套。所以，对于故事的情节走向，我读的时候几乎按下了快进，但遇到书里的每一封信，却又不自觉地慢下来，读得仔仔细细。信件总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读下去的吸引力。

 

　　与其说那些参与书信接龙的人是在给别人写信，不如说他们是在写给自己，读别人的信，读到的也是自己。他们想要用一封信来改变萨拉的命运，最终改变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罗莎，她一辈子都在自言自语：“如果我能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除了写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离开村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罗莎不祈求对方的回信，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终读到信的人会是谁，太晚了。但写出来，她至少可以与自己和解了。

 

　　小说里的细枝末节不断地掀动着我关于信件的记忆。书里，一个收到信的少年兴奋到狂奔：“一道光从他绿色的眼眸里闪过。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边跑，一边听自己牛仔裤后兜里的纸簌簌作响。这个声音似乎是一种暗示。”兜里装着一封会簌簌作响的信，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总是有魔力让人对其视若珍宝，翘首以盼。

 

　　我曾读到契诃夫不止一次地催促爱人来信：“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写得长一点，使得信封上非贴两张邮票不可。”还有拿破仑为了得到来信而对爱人发出的嗔怪：“你从来不给我写信，你不爱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然而，你却连六行字都没给他写过，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写的也好。高贵的女士，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呢？什么事这么重要，竟使你忙得没有时间给你忠诚的爱人写信呢……我的爱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确实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给我写上四页信来，四页充满甜蜜话语的信，我将感到无限快慰。”“放兩天，想想看该不该寄给你”

 

　　我曾在一封书信中见过一段真实且难得的友情，那是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信中黄永玉说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几日小住的经历，他们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开着拖拉机拉两三吨的柴回家，他们坐在米勒亲手做的木凳上、饭桌边吃饭，他感觉到米勒全身心的细胞都是那么活跃。他对曹禺说：“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我那时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他接着写道：“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多么严厉的批评，看得我汗毛直立。黄永玉说：“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虽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迟疑：“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诽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给你。”曹禺收到了这封信，不仅收到了，他还让女儿去街上买了一个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页一页地放了进去，以便他觉得疲乏或对自己失去信心时，这些词句能督促他拿起笔再写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说起他与黄永玉见面谈心不过两次，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在。那么，能得此坦率的批评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写在信里，黄永玉会开口直言吗？“将某种共识展现给人类”

 

　　在古希腊，书信被认为是“灵魂的眼睛”，大致是说，书信能够暴露一个人的个性，因此，西方的人物传记中多会有一章“信件”，以显示其真实性。当书信被结集独立出版后，则更是被当作重要的传记材料，英国19世纪的文学研究就非常提倡“传记与书信”的模式。如今，人们依然普遍认为，没有读过一位名人的书信（尤其是作家），就不算是真正地了解他。

 

　　出版书信似乎成了展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的方法，许多名家就是为了防止去世之后被他人立传，还特意在生前毁掉自己的日记和书信。

 

　　但也有学者认为，书信的自传性也许并不能与传记材料相提并论。书信通常只是写给某一个人读的，这种针对性，使作者在写作时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个“人设”，从而掩盖了作者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一定要追寻所谓的真实吗？一个“真实”的鲁迅、“真实”的萨特、“真实”的爱因斯坦或者菲茨杰拉德，我们真的需要吗？我们想要的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书信里，我们见到了。

 

　　有学者进而认为，比起历史书上的正史，包括书信在内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忆录、日记、文学传记等等，都更具真实性。自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是的确，一些书信参与了历史性的时刻，甚至改写了历史。1939年，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商谈之后，签署了一封写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信中告知铀元素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被用来制造一种新型的极具威力的炸弹”，并且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这封信的推动下，罗斯福建立了“铀顾问委员会”，这一委员会逐渐演变成“曼哈顿计划”，1945年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就是在这一研究计划中制造出来的。因此，爱因斯坦后来认为这封信是“一生中的重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