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琴涅格人(2)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象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踏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前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象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

 

　　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前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象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象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求主怜恤吧，”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里衣服，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象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象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原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象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帐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帐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