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7)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过得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

 

　　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就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一个房间，铺着镶木地板，大概是个客厅，里面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配有大的红木镜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蕾。花园的小径两旁长着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在往上伸展，互相纠缠在一起。这儿草木茂密，好象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在这些树木后面却已经开辟出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而只有微风吹拂。离正房越远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多枝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枝干上有许多枯斑，模样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一个傻头傻脑的庄稼汉住在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越往前走，花园里的树木就越稀疏，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着斜坡通到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深水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发出一片嘈杂的闹声，蛤蟆发狂似地阁阁叫。水面平滑如镜，偶尔出现涟漪，那是河里的睡莲被快活的鱼惊扰，在摇来晃去。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安静的、蓝色的河水吸引着人们，给人凉爽和安宁的感觉。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都属于工程师了！

 

　　于是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那些文理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请领单、申请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事也不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孩子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搭伙。我们很少吃肉，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眫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得不自在。

 

　　在这厢房里，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干，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就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前总要照一照镜子，嚷一声：“伊凡·切普拉科夫，你好！”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煞白，老是搓着手笑，那笑声象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田野上奔跑起来。他吃苍蝇，说味道有点酸。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走，你姐姐来了。”

 

　　我走出去。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跟她一起来的有安纽达·布拉果沃，还有一位穿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行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多新鲜的空气！圣母啊，多新鲜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象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神也象个可爱的大学生，是那么活泼，朴实，坦率。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不结实，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但是相当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团队里任职，现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

 

　　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我们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取来钥匙，开了玻璃门上的锁，我们大家就走进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发出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急着要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好象她难以相信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

 

　　她甚至变得有点好看了，她的侧面不漂亮，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显出一种神情，好象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带着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可爱，甚至美丽。我们俩，她和我，都长得象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有耐力，可是她那苍白的脸色却是病态的。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的眼睛里看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此刻，她的快活却带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好象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苏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