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6)

 

　　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却吃得很少，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气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老鹰。我也在那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明白他们话中的意思，于是，一种苦闷难受的感觉渐渐地把我控制住了。这是一种身体上的难受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是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把它们往哪儿放才好。

 

　　我至少溜达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伸展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们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这是个很旧的、早已荒芜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已经疏松，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那里有一间侧屋，它的一面没有窗子的墙壁朝着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着一块块的白铁皮，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安着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所的窗子开着，屋旁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上面的电线通到侧屋——就是那间有一面墙壁朝着田野的侧屋——的窗口。屋门开着，我走进去。一张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着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凡·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在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南去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

 

　　有一回在集市上，我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卖出去，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以一个戈比脱手。“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直到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外号，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象是用绳子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眫眼睛，脸上现出急切的神情，好象打算一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手忙脚乱。

 

　　“你等一等，”他慌慌张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交谈起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买下三个被抵押的相当大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经买主同意，取得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的权利，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谋个差事。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刮了多少钱！他在人人身上都要刮！”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们一起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向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的那些小房间显得很窄小，所有的房间，连同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它们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上这儿来工作了。”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难听的声调问，我觉得她喉咙里好象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午饭糟得很，只有一种用发苦的奶渣做馅的烤饼和奶汤。

 

　　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眫眼，一会儿眫这只眼，一会儿眫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她那生命的火花已经极其微弱，即将熄灭，她只模糊地意识到：她是地主太太，以前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闪现，她就对儿子说：“让，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吃力地喘气，带着女主人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您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陀尔席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火车站的站长。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上去，那就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