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12)

 

　　小铺子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等！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是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公道，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发生欺诈的事。卖给我们干性油的商人也好，包工头也好，伙计们也好，主顾们本人也好，都干着欺骗的勾当。不消说，我们是任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也得每一回站在后门口，脱下帽子，好象要饭似的，哀求很久才拿得到。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手里捧着一包书，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

 

　　我对她点了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向我伸过手来说。“看到您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得不自在。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浆糊桶、壁纸，接着说：

 

　　“我曾请求布拉果沃医师设法让我跟您接近起来，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成。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随意到我家来玩，那我会十分高兴。我真想跟人谈谈天！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得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没有睡着。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士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士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临，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士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

 

　　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觉得高兴一点。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抹油灰，预备上金粉。这是一种又干净又不费力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许多活儿，光阴过得很快，谁也不觉得。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般。四周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只有墓园里才会这么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劈啪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弄得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象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或者，一个画工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随后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或者，萝卜叹口气，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说：“什么事都会发生！

 

　　任什么事都会发生！”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们发觉，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给抬进来了。……白天我就在这种沉寂的氛围中，在昏暗的教堂里打发过去。漫长的夜晚我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去看戏，坐在楼座，身上穿一套新的花呢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看到的话剧和活画，我就带着羡慕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我又下不了决心到阿若京家去。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们重新争论，晚上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装出酒鬼的样子。他喝酒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显得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咎的脸色看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偶然的。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哎，您为什么不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十分可爱，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废话！”医师笑了。“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去找她。您愿意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象那天早晨我来求差事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象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的脸就显得好象宽了一些，那时我觉得她很象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又宽又红，神态有点象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看上去并不年轻，好象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