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11)

 

　　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使奴役具有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为奴役找出借口。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能够把我们感到最沉重的体力劳动推给工人们去干，那么，我们当然会这样办，而且事后无疑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手足无措，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看父亲去了。

 

　　“克列奥帕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以自己的好兴致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突兀。我们走到田野上，在草地上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眼睛望着城市，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射出金光。

 

　　这以后每逢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也总是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象他们在我这儿是偶然相逢似的。我和医师争论，姐姐听着，同时脸上现出兴高采烈、深受感动、十分好奇的神情，我觉得她的眼前好象渐渐展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我这儿，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她有时坐在我床上哭，那她也不提哭的原因。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前两天，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来，眼睛没有看我，用手绢慢慢地擦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慢吞吞地、一板一眼地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被委任为省税务分局的局长了。

 

　　“现在看看你自己，”他把报纸折起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东西！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拼命往泥坑里钻！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我是来问你，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在家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现在已经八点钟，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孝顺了，我认为这是受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象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妈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灾祸临头，灾祸临头！”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里，接连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堆在那儿，还没有扎成捆，我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变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住宿在车站的房子里，我们就只能挤住在夏天“铁炉子”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觉得冷，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弄得我睡不着觉。每逢我们在桥边做工，一到晚上，“铁炉子”便成群结队地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揍油漆工人，这在他们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揍我们，偷走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引得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除了上述种种灾难以外，萝卜又让我们遭罪，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的佣金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加上天天下雨，时间白白地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工钱。

 

　　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苍天举起两只手，常常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

 

　　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也随之而来，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活儿干，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拉土去填平地基，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等着死神来临。

 

　　我的心境也象秋天那样阴郁。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的城市生活的内幕，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那些跟我住在同一个城里的人，原先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从外表来看，他们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了本相，原来是些卑劣、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

 

　　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却吩咐我在收据上写十二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要是你这坏蛋再多嘴，我就给你一个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滚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