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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分裂症”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你先给一位经济学家打电话,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一名记者,想就“各国之间是应该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应该采取保护政策”这一问题采访一下他。这位经济学家马上会条件反射似的告诉你:“当然要实行自由贸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他兴致很好,说不定还会给你上一堂课,教教你什么是比较优势。
 
经济学家的“分裂症”
 
  接下来,请你换身衣服,穿上牛仔裤、T恤衫,背上双肩包,假装自己是个研究生,到这位教授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课堂上,再问他:“自由贸易好不好呢?”教授这次的回答就没有那么痛快了。他会略带警觉地看着你,迟疑地说:“这要取决于对谁而言。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有所提高,但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不如以前。”
 
  他可能会觉得有些愧疚:“当然啦,总体来看,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改善会大于福利损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赢家那里征税,去补偿受损的一方,那么自由贸易最后还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福利的。”
 
  你再问他:“自由贸易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吗?”他会更加警惕:“在大多数模型中,自由贸易能够带来福利的提高,但是,如果你想讨论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把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联系起来,其中的关键是贸易能否促进技术创新。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是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的。当然,如果你考虑的是大国,而不是小国开放经济,这里面的机制会更加复杂。”他的嘴唇有些发干,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如果从各国的数据来看,早期的计量模型大多发现贸易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很多有名的国际经济学家都有这种“分裂症”。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克鲁格曼,他的经济学专栏文章写得又快又好。从他的专栏文章来看,他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是,他在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什么?他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即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介入国际竞争,可能有助于本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这两家公司皆拟研发一款大型客机,但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只能给一家企业提供充足的订单,如果美国政府先砸钱帮助波音研发,波音就有更大的胜算独占国际市场,美国政府的投资最终可以安全地收回,波音还能赚得钵满盆满。国际贸易领域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叫巴格瓦蒂,他是克鲁格曼的老师。巴格瓦蒂也是自由贸易的旗手,但他在贸易理论中的一个主要贡献是“贫困化增长”,大意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出口越多,这个国家面临的贸易条件(也就是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比)就会恶化,最终反而会让该国的国民福利下降。
 
  这下你是不是糊涂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讲的和在课堂上讲的不一样呢?大部分经济学家只谈自由贸易带来的总收益,而不关心自由贸易带来的相对收益。自由贸易带来了赢家,也带来了输家。尽管从理论上说,把赢家的一部分钱转移给输家,大家就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但现实中这种补偿机制很难实现。你想对富人征税吗?他马上就会跑路,把工厂转移到海外。
 
  经济学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大谬不然。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所有的商品都应该是一种价格,所有的生产要素也应该是一种价格,这样才算是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设想在一个市场上,这家店的iPhone7卖5000元,另一家卖6000元。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实现同工同酬。瑞典司机的工资大约是印度司机的50倍,难道这意味着瑞典司机的车技比印度司机好50倍?恰恰相反,很可能印度司机的车技比瑞典司机的要好得多。印度的司机每天要在拥挤嘈杂的马路上钻来钻去,还得躲开牛群,瑞典的司机哪里见过这么复杂的路况!
 
  但是,为什么瑞典司机的工资反而比印度司机的高呢?很簡单,由于有移民限制,印度的司机去不了瑞典。
 
  所以,资本能够周游列国,劳动者却只能困守一隅。这样的全球化,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彻底的。全球化一定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如果输家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他们就会要求停车,半路下车。


    作品集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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