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分裂症”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你先给一位经济学家打电话，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一名记者，想就“各国之间是应该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应该采取保护政策”这一问题采访一下他。这位经济学家马上会条件反射似的告诉你：“当然要实行自由贸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他兴致很好，说不定还会给你上一堂课，教教你什么是比较优势。
 

 

　　接下来，请你换身衣服，穿上牛仔裤、T恤衫，背上双肩包，假装自己是个研究生，到这位教授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课堂上，再问他：“自由贸易好不好呢？”教授这次的回答就没有那么痛快了。他会略带警觉地看着你，迟疑地说：“这要取决于对谁而言。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有所提高，但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不如以前。”

 

　　他可能会觉得有些愧疚：“当然啦，总体来看，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改善会大于福利损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赢家那里征税，去补偿受损的一方，那么自由贸易最后还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福利的。”

 

　　你再问他：“自由贸易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吗？”他会更加警惕：“在大多数模型中，自由贸易能够带来福利的提高，但是，如果你想讨论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把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联系起来，其中的关键是贸易能否促进技术创新。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是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的。当然，如果你考虑的是大国，而不是小国开放经济，这里面的机制会更加复杂。”他的嘴唇有些发干，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如果从各国的数据来看，早期的计量模型大多发现贸易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很多有名的国际经济学家都有这种“分裂症”。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克鲁格曼，他的经济学专栏文章写得又快又好。从他的专栏文章来看，他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是，他在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什么？他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即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介入国际竞争，可能有助于本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这两家公司皆拟研发一款大型客机，但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只能给一家企业提供充足的订单，如果美国政府先砸钱帮助波音研发，波音就有更大的胜算独占国际市场，美国政府的投资最终可以安全地收回，波音还能赚得钵满盆满。国际贸易领域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叫巴格瓦蒂，他是克鲁格曼的老师。巴格瓦蒂也是自由贸易的旗手，但他在贸易理论中的一个主要贡献是“贫困化增长”，大意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出口越多，这个国家面临的贸易条件（也就是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比）就会恶化，最终反而会让该国的国民福利下降。

 

　　这下你是不是糊涂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讲的和在课堂上讲的不一样呢？大部分经济学家只谈自由贸易带来的总收益，而不关心自由贸易带来的相对收益。自由贸易带来了赢家，也带来了输家。尽管从理论上说，把赢家的一部分钱转移给输家，大家就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但现实中这种补偿机制很难实现。你想对富人征税吗？他马上就会跑路，把工厂转移到海外。

 

　　经济学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大谬不然。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所有的商品都应该是一种价格，所有的生产要素也应该是一种价格，这样才算是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设想在一个市场上，这家店的iPhone7卖5000元，另一家卖6000元。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实现同工同酬。瑞典司机的工资大约是印度司机的50倍，难道这意味着瑞典司机的车技比印度司机好50倍？恰恰相反，很可能印度司机的车技比瑞典司机的要好得多。印度的司机每天要在拥挤嘈杂的马路上钻来钻去，还得躲开牛群，瑞典的司机哪里见过这么复杂的路况！

 

　　但是，为什么瑞典司机的工资反而比印度司机的高呢？很簡单，由于有移民限制，印度的司机去不了瑞典。

 

　　所以，资本能够周游列国，劳动者却只能困守一隅。这样的全球化，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彻底的。全球化一定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如果输家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他们就会要求停车，半路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