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9)

　　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于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数十，括以八目，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次曰方舆，考地理也。县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迹，以类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

　　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坛庙，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户田赋役之隶于司徒，邮驿兵防之隶于司马，皆《洪范》八政之经也。

　　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长佐师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受斯传矣。次曰选举，辟才俊也。论秀书升，《王制》之大，兴贤与能，《周官》是详；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艺文，一以征文，一以考献。皆搜罗放失，谨备遗忘，尤为乘时之要务也。人物必征实事，而下以标榜为虚名；艺文谨著部目，而不以诗文充篇幅。盖人物为马《史》列传之遗，艺文为班刘著录之例，事必师古，而后可以法当世也。部分为八，亦既纲举而目张矣。

　　至于序例图考，寇于篇首，余文剩说，缀于简末，别为篇次，不入八门。殆如九夫画井，八阵行军，经纬灿然，体用具备。乃知方志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风流文采，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

　　旦石首置县以来，凡三徙矣。今县治形势，实为不易。四顾平衍之中，至具群山涌出，东有龙盖，南有马鞍，西有绣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为治。夫抚驭必因形势，为政必恃纲纪，治韦必贵体要，一也。王君以儒术入仕，知所先务。其于治书，洵有得于体要，后人相仍，如县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于书者，果能实见诸政治，则必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是则虽为一县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于王君有厚望焉。

　　书武功志后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赋》，五曰《官师》，六曰《人物》，七曰《选举》。首仿古人著述，别为篇叙，高自位置，几于不让，而世多称之。

　　王氏士正，亦谓“文简事核，训辞尔雅”；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可为幸矣，夫康氏以二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谓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而惟以约省卷篇，谓之高简，则谁不能为高简邪？

　　志乃史裁，苟于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于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于人物，载后妃于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为家，于一县乎何有？康氏于人物，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节录太史《周纪》；次则列唐高祖、太宗，又节录《唐本纪》，乖刺不可胜诘矣。方志不当僭列帝王，姑且勿论。就如其例，则武王以下，何为删之？以谓后有天下，非◆之故邑耶？则太王尝迁于歧，文王又迁于丰，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买有天下，文王以上，不过追王，故录之耶？则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义？以谓高祖、太宗生长其地，故录之耶？则宣、懿二祖，何为删之？后妃上自姜◆，下及太姜，何为中间独无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于武功列女，以谓妇从夫耶？则唐高祖之太穆窦后，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皆有贤名，何为又不载乎？夫载所不当载，为芜为僭，以言识不足也。就其自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称高简者哉？

　　尤可异者，志为七篇，舆图何以不入篇次？盖亦从俗例也。篇勿首冠图，图止有二，而苏氏《璇玑》之图，乃与舆图并列，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

　　夫舆图冠首，或仿古人图经之例，所以揭一县之全势，犹可言也。《璇玑》之图，不过一人文字，或仿范氏录蔡琰《悲愤诗》例，收于列女之传可也。

　　如谓图不可以入传，附见传后可也。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为县，特以苏氏女而显耶？然则充其义例，既列文王于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既列唐太宗于人物矣，曷取六阵之图冠首？虽曰迂谬无理，犹愈《璇玑图》之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

　　书朝邑志后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

　　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余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于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余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