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8)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后汉尝移荆州治此，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

　　五季马氏既并朗州，而后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屏荆渚，南临长沙，远作滇、黔门户，实为控要之区，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蛮夷率服，大湖南北，皆为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满洲将军驻防荆州，遂移提督军门，弹压常德。后虽分湖南、北为两部院，而营制联络两部，呼吸相通，故节制之任，仍统于一。

　　余承乏两湖，尝按部常德，览其山川形势，慨想秦汉通道以来，治乱机缄，割制利弊，与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爱进守土长吏，讲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霳，悃愊吏也。六条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辑于康熙九年，故册荒陋，不可究诘；百余年之文献，又邈焉无征；于是请事重修。余谓此能知其大也。虽然，方志遍寰宇矣，贤长吏知政贵有恒，而载笔之士，不知辞尚体要，猥芜杂滥，无讥焉耳。即有矫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于辞采，学士侈其搜罗，而干事之关于经济，文之出于史裁，则未之议也。

　　会稽章典籍学诚，游于余门，数为余言史事，犁然有当于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著封建、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俗志附会古迹，题咏八景，无实靡文，概从删落。其有记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证事实，润色风雅，志家例录为艺文者。今以艺文专载书目，诗文不可混于史裁，别撰《文征》七卷，自为一书，与志相辅而行。其搜剔之余，畸言脞说，无当经纶，而有资谈助者，更为《丛谈》一卷。皆不入于志篇。凡此区分类别，所以辨明识职，归于体要。于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爱求前迹，有若马伏波、应司隶之流，制苗蛮于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于唐时；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征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于治者不察也。

　　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荆州富于《禹贡》《职方》，雄据于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于前明。

　　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于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于萧梁，五季称雄于高氏，一时献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远安隶荆门州。于是荆州所部，止于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

　　至于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视昔为重。乾隆戊电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巨工大役，次第兴举。余于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于群公，询于寮寀，群策材力，幸无陨越。

　　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于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后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

　　崔君以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于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于古者，倍他卅邵，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时见于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胡在格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于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于诸考，人物详于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乃著录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于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征。自云：志师八家《国语》，文征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余，琐事畸盲，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余，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一书，巨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已。

　　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于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于余。余故备悉其始末，而叙于卷端。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

　　赵宋改治调弦，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征州县之书，乃论次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征，且请余为之序。

　　余披览其书，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

　　近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