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6)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官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估，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于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于分不得撰传。

　　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谷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于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处，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于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余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徒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于《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于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于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余传》中，并详张耳之迹，管晏政事，备于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于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于得已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于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来其长而讳其短，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于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比兴于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为列传面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列女之传，传其幸也。史家标题署目之传，儒林、文苑、忠义、循良，及于列女之篇，莫不以类相次，盖自蔚宗、伯起以还，率由无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传家；忠义、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数见，见非一端，太史搜罗，易为识也。贞女节妇，人微迹隐，而纲维大义，冠冕人伦；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轩远而难采，舆论习而为常。不幸不值其时，或值其时而托之非人，虽有高行奇节，归于草木同萎，岂不惜哉！永清旧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实莫考，则托非其人之效也。旧志留青而后，新编未辑以前，中数十年，略无可纪，则值非其时之效也。今兹博采广询，备详行实，其得与于列传，兹非其幸欤？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然则充其义例，史书男子，但具忠臣一传足矣，是之谓不知类也。永清列女，固无文苑、儒林之选，然而夫死在三十内，行年历五十外，中间嫠处，亦必满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须十五年后，与夫四十岁外，律令不得不如是尔。妇德之贤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岁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战莒十五年后也。以此推求，但核真伪，不复拘岁年也。州县之书，密选而易于征实，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迁、固之书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于《货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艺文》，缇萦之见《刑志》，或节或孝，或学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杨敞之有智妻，买臣之有愚妇也。盖马、班法简，尚存《左》、《国》余风，不屑屑为区分类别。亦犹四皓，君平之不标隐逸，邹、枚、严、乐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寿《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题，特著《列女》，《南史》因无列女原题，乃以萧矫妻羊以下，杂次《孝义》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无所区别，又非别有取义，是直谓之缪乱而已，不得妄托于马、班之例也。至于类族之篇，亦是世家遗意，若王、谢、崔、卢孙曾支属，越代同篇：王、谢、崔、卢，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为一处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长，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义例。其牵连而及者，或威姑年迈而有懿德，或子妇齿稚而著芳型，并援刘向之例。刘向之例，列女乃罗列女行，不拘拘为节烈也。姑妇相附，又世家通意也。一并联编，所谓人弃而我取者也。其或事系三从，行详一族，虽是贞节正文，亦为别出门类。如刘氏守节。而归义门列传之尖。庶几事有统贯，义无枝离，不拘拘以标题为绳，犹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谓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春秋》之比事属辞也。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汉书》于简帙繁重之处，宁分上中下而仍为一篇，不肯分其篇为一二三也。至于《列女》一篇，叙例明云不专一操矣。《自奴》云：“录其高秀，不专一操”而已。乃杂次为编，不为分别置论，他传往往一人事毕，便立论断，破坏体裁。此处当分，反无论断。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误耶？今志中列传，不敢妄意分合，破体而作论赞。惟兹《列女》一篇，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各为论列，抑亦诗人咏叹之义云尔。其事属平恒，义无特著，则不复缀述焉。太史标题，不拘绳尺，传首直称张廷尉、季将军之类。盖春秋诸子以意命篇之遗旨也。至班氏列传，而名称无假借矣。范史列传，皆用班传书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