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4)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官殿》之图，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著。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于文辞，而不得其解，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

　　城邑衙廨，坛壝祠庙，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后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后，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万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列之于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图》至宋始著，误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

　　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于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噰。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竟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亦可已矣！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

　　地理有定，而水则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以别《沟洫》于《地理》也。顾河自天设，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险人工之义；而固之命名《沟洫》，则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于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当于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乎？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河为一渎之名，与江、汉、淮、济等耳。迁书之目《河渠》，盖汉代治河之法，与郑、白诸渠缀合而名，未尝及于江、淮、汶、泗之水，故为独蒙以河号也。《宋》、《元》诸史、概举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闸，皆存其制，而其目亦为《河渠》，且取北条诸水，而悉命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类，不一而足。则几于饮水而忘其源矣。

　　《水经》称诸水，无以河字作统名者。夫以一渎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罗陂闸，虽曰命名从古，未免失所变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为统名，而道存制度，标题入志，称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锡；浑河、芦沟，古已云然。题为河渠，是固宜矣。然减水、哑吧诸水，未尝悉入一河，则标以《水道》，而全县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宜图，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迁、固以来，但为书志，而不绘其图，是使读者记诵，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天下大势，读者了然于目，乃可豁然于心。今使论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以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而不可以齐形象也。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贡》之纪地理，以山川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谓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屡徙，往往不三数年，而形势即改旧观；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为经，而开方计里，著为定法，河形之变易，即于村落方里表其所经，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

　　志为一县而作，水之不隶于永清者，亦总于图，此何义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记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贡》、《周官》，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开方计里之法，沿革变迁之故，止详于永清，而不复及于全河之形势，是主宾轻重之义。滨河州县，皆仿是而为之，则修永定河道之掌故，盖秩如焉。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于《尔雅》。波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字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

　　而牛弘、刘昫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于《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

　　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于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