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2)

　　答客问中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征不信，慨于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而屈马，其说不近于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于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之于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虽圣人之籍，不能于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征粤若稽古之文，托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征信，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

　　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牴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于其女弟，然后其学始显也。迁书有徐广、裴駰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

　　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于意有不惬，嚣然纷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

　　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撰《世诅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渐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碍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

　　答客问下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于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槱，则辨同考异，慎于覈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于大体而已。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于《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征于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于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于外传。

　　《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征于计吏：见《论衡》先贤之表，著于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则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一矣。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征目录，后人考核，征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巨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后学尤所未悉。苟有志于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