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研究

　　浅析“人镜”魏征与李世民的关系

 

　　中小学历史教材涉及唐朝李世民与魏征的史实，把李世民善于纳谏，虚心听取魏征意见的优良品质作为对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向学生传递，不可否认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从更深层次的历史思维的角度看，历史现象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要想理清李世民与魏征关系的缘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弄清这一现象出现的来龙去脉。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才是学习历史的最高境界。本着这一目的。本文试图浅析解读这一君臣关系缘由的来龙去脉。以飨读者。

 

　　一、“推碑”与“砸镜”

 

　　公元643年，魏征病故，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作为座右铭。

 

　　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做是历代贤君谏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唐太宗李世民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魏征生前推荐给李世民的两个人才后来都参与了谋反。一个是侯君集，一个是杜正伦。

 

　　原因之二，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李世民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褚遂良是当朝的史官，魏征这么做，其实就是想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他却忘了当时李世民的皇位也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才得来的，背上了杀兄逼父夺权的骂名。所以李世民自己也同样是想要留下一个好名声，魏征这么做，其实就是在和李世民争名，把李世民的错误行为记录在历史中。这一点李世民是无法容忍的。这种与皇帝争史留名的做法，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忌。伤了唐太宗的心。

 

　　也有人认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综上这些事，后人认为，其实李世民对魏征的所谓喜爱，都是装出来的。但我更倾向于魏征个人与李世民的君臣关系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唐时，魏李君臣关系界限表现的不那么清晰。甚至过界。的确引发了李世民的内心不满，有失自尊之感，不然，就不会有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有失尊严的尴尬气话。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君臣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鸿沟。作为魏征的一些谏言的采纳，对李世民来说，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用人的权宜之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魏征与皇权与臣权的方寸没把握好，稍有闪失，势必会被老虎伤着。纵然李世民对魏征的谏言表现的不那么情愿，甚至是反感，但为了唐朝大局还是忍耐接受。始终没有撕破君臣反目的脸。相反，却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奏言十万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显然，这位伴虎之人不但没有伤着自己，反而把虎训服的贴贴服服。十分的听话。把他尊为“人镜”，评价之高，千古少有。这其中，恐怕事情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

 

　　那么，魏征死后一年，李世民一反常态，推倒墓碑，砸碎“镜子

 

　　”，究其原因，除了以上那些原因以外，是否从唐朝当时所处的客观历史背景中去寻其主要原因可能更准确且全面一些。

 

　　二、山东问题，魏、李关系连接的纽带

 

　　隋朝末年，隋炀帝横征暴敛，引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公元617年，李世民父子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建立唐朝，定都长安。魏征，作为前朝旧臣，非但没有遭来杀身之祸，却被捧为座上宾。这对君臣融洽关系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只要把它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的背景下去分析，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般融洽，反而十分微妙。扑朔迷离。

 

　　1、初唐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李唐坐拥江山不久，大唐在周边形势上的处境非常尴尬，南北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大唐内部不稳的情况下更加突显。高句丽盘踞在大唐的东北方，对辽东虎视眈眈。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民族不断进犯西北。危及长安。在此复杂的情况之下，李世民必须要先处理好西北问题，将关中经略牢固，而后方可挥师东进，去解决辽东高丽人的问题。而若要破西北难局，又必须依赖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一环扣一环。李世民需要采用正确的策略安抚山东，才能达到稳定关中，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则成为唐朝解决内忧从而解决外患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李世民不愧为唐朝杰出的政治家。第一时间想到了魏征。只要拽住了魏征就等于牵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魏征是东宫大臣中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的关键人物，只要能够拉拢魏征，那么，李世民就可以牵制山东的士族势力。只要解决了山东问题，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影响关中，进而解决西北突厥问题。

 

　　此时，倘若除掉魏征，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非但不能为李世民所用，反而会成为影响大唐统一的另一不安因素，这种局面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所以，李世民才会对山东的庶族集团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死罪，并让这群人心怀感恩。

 

　　由此可见，魏征是山东庶族与大唐之间的纽带，倘若魏征垮台，山东庶族难免会狗急跳墙。破局的关键在于山东问题。所以，李世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首要任务不是巩固中央集权，而是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李世民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日渐形成了魏征屡次触怒龙颜却没掉脑袋，实属必然。也成了魏征与李世民君臣相处权力平衡的政治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