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7)

　　文集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老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

　　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苟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

　　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

　　《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

　　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

　　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评也。

　　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

　　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

　　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于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