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3)

　　传记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于后儒之传记尔。

　　周末儒者，及于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于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于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于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汤、武之事，皆曰：“于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

　　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

　　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于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

　　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吉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于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于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

　　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

　　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于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于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

　　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征》，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征》以拟《文选》。

　　其于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于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

　　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征》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于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

　　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于史家正传例者，凡十余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

　　亦次于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

　　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

　　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刨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者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