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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诸葛亮偏误

事后诸葛亮偏误
 
  我发现了我舅公的日记。1932年,他从伦茨堡移居巴黎,去电影界碰运气。1940年8月,在德军占领巴黎一个多月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所有人都预料德军会在年底前后撤走,德国军官也向我证明了此事。英国会像法国一样快速沦陷,然后我们将最终重新恢复我们的巴黎生活——虽然是作为德国的一部分。”
 
  今天,翻开任何有关“二战”的历史书,面对的都是截然不同的历史。法国被占领了4年,这似乎更符合战争逻辑。回顾过去,战争似乎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偏误”(英语叫作“hindsight bias”)的受害者。
 
  今天,任何人重讀2007年的经济预测,都会惊讶于当时专家们对2008年到2010年经济前景的展望有多么乐观。一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了。问到金融危机的起因,还是那些专家,今天会给出相同的答案:在格林斯潘统治下,货币的泛滥、资金放贷的宽松、腐败的信贷评级机构、随意的自有资本规定等。回顾之下,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是不可避免的。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近百万名——预言到它的准确发展。相反,很少有哪个专家团体会这么深地落入事后诸葛亮偏误的圈套。
 
  事后诸葛亮偏误绝对是最顽固的思维错误之一,可以恰如其分地称其为“我早就知道现象”,即事后回顾时一切都显得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
 
  事后回顾时,一名靠运气获得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对他成功概率的估计要远远高于客观估计。评论员们事后发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大败吉米·卡特是可以预见的,是必然的——虽然直到第二次投票选举日的前几天他们还不分胜负。今天,经济记者们写道,谷歌的成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如果有人在1998年预测这家网络企业将有如此辉煌的未来,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事后看来,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会彻底改变世界接下来的30年,夺去5000万条人命。但在当年,1914年,却没有人担心过这种事——它听起来太荒唐了。
 
  事后诸葛亮偏误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很好的预言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会导致我们变得傲慢,误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在私事上也是如此。比如:“你听说了吗?西尔维娅和克劳斯分道扬镳了。他俩差别那么大,不分手才怪。”或者:“他俩实在是太相似了,不分手才怪。”又或者:“这两人老黏在一起,不分手才怪。”再或者:“他们几乎难得见面,不分手才怪。”
 
  与事后诸葛亮偏误作斗争并不容易。研究表明,即使知道这种偏误的人,也常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掉进它的陷阱。
 
  但我还有一个建议,这建议更多是来自个人经验而不是科学:记日记。请你写下你的预测——有关政治、事业、体重、股市等。请你不时地拿出你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较。你会惊讶于你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另外,请你读历史,不是事后的、成熟的理论,而是那个时代的日记、剪报、备忘录等。这会让你更好地认识到世界的不可预见性。
 


    作品集罗尔夫·多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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