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的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无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20年后，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材。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贫寒与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

 

　　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6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指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8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承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荣庆也好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的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兵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50岁，充其量还只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10年转瞬即逝，徐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徐进入天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起初徐还犹豫不决，想保留翰林院职位。后眼瞅编练新军事业蒸蒸日上，其势头迟早会壮大，高升机会自然多多，徐索性辞去编修一职，全身心辅佐袁世凯，为其献计献策，结交各路人脉，于是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甲午之后，久蛰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恰值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做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心想：“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致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妥，回到兵部，排在他前面的7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于是陈叙补名次飙至第一，顺利顶补缺位。不久，荣禄更把参与北洋政务如此机要之事交予陈夔龙，将其引为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