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2)

 

　　反观荣庆，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从此旧书可保无遗”。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数十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至1899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奴仆。1900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推荐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实在是殷勤周至。其实荣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株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最终抛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合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奉旨署理仓督”。荣庆事后致函坦露心迹，表示不负栽培：“惟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名逐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绝佳的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以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当时费尽心机、搜肠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1909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簾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地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立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镇压，他一面极力“维稳”，一面却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静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隶总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蓄，过着饶裕优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使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