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

我已经很久不看当下的文学作品了。

 

一个专业的文学从业者，都不看作品，是哪里出了问题？

 

作家通常会把问题归于时代，他们认为：

 

这个时代被网络分割的越来越碎，留给文学的时间越来越少，如今连碎片都被抖音、知乎占据。哪里有时间阅读文学？

 

这个时代的生活越来越千篇一律、机械复制，可供挖掘的诗意也随着乡村崩溃而消失，城市生活一地鸡零狗碎，写无可写。

 

这个时代的人心浮躁，年轻读者在鸡汤文学中成长，中年人被成功学所蛊惑，无暇顾及文学，老年人知识结构腐朽，不是目标读者。

 

这个时代对文学越来越不友善，各种消费主义挤占了文学市场，作家生存环境堪忧，稿费低，税率高，出版社不出中短篇小说，生活得不到保障。

 

总之，都是时代的错。

 

但是否有人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看一篇小说？

 

阅读小说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事实上，读者对已经定型已成惯例的作家们的文学操作感到深深地厌倦。

 

 

业余写作者独眼老师曾在连续阅读了十几天国内作者写的小说后总结道：

 

“男作者写的是：农村、废旧的工业区、三线以外的小城、城乡结合部；男主人公的童年-少年-青春期，跳到颓废中年；总要写对女孩胸部的意淫、对手*的迷恋和恐惧；浑浑噩噩的性，不明不白的爱；有些描述真假莫辨，可能是吹牛也可能是想象；

 

所有父亲都打儿子，三分之二父亲还打老婆甚至自己的老子，一半早死，另外一半老了之后都怕儿子，母亲都活得比较长；母亲可能温柔懦弱也可能暴烈，但永远是别人的妻子或母亲话更多；故事更像传奇，好像有点儿什么意思，又可能也没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装腔作势，也有可能那种没什么的无力才是装腔作势。如果不靠方言，短促、平白假装口语的语言夹着一些四字成语，又很统一，他们的小说像一个人写的。

 

女作者写的是：大城市（多数北上杭）、外国；女主人公的青春期，多数高中至中老年；所有围绕爱情和家庭的计策、算计，没有一个笑容、没有一句话是无意义的；父亲多数软弱，母亲啰嗦、强势或者推卸责任，其他家庭成员琐碎、给人施加压力，隔代人往往神秘体贴；无论这些故事在写什么人什么事，那背后一定有一个教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在试图把道理讲透，所有的材料都是为了讲至少一个理，而这个理绝对不能白讲。语言带着一点儿翻译腔，一些台湾腔，一些上海腔，不像一个人，每篇小说都像一群人在说话。”

 

这条微博收获了3000个转发，1110个评论，3400个赞。在为数不多的文学爱好者里，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赞同。

 

独眼老师总结的还是写什么，我可以再针对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群体，说说怎么写。

 

首先，他们写人，不写人物。有些小说就一个主人公，满篇自怨自艾。有些小说，登场的人不少，都是为了衬托主人公而存在，主人公则是写作者的观念叠加。年轻写作者，在写人时太过屈从于时代打在人身上的外部痕迹，可以毕肖，但总是被生活推着走，没有自主意识。而塑造“人物”必须专注于深邃，处理人物性格的复杂层面与厚度，这考验作家的思想能力。

 

人物要靠什么来塑造？详实的外貌细节，深邃的性格，特质不会自己浮出水面，要靠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以及处在不同关系中的应对方式来呈现。新时代出现了新型人际关系，但当下文学作品鲜有涉及。没有丰富的他人世界，只有单调、重复的自我认知。人往深里走，却不往宽里走，活在安全范围和作家的臆想世界里，不与现实发生碰撞。

 

 

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如何不涉及关系？除非这是个不健全的人，比如身体残缺者、精神障碍者，性格偏执者。所以当下文学作品涌现大量有缺陷的人，作家仿佛不会写一个正常人。有缺陷的人和人的缺陷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前者是夸大缺陷，造成人物性格的扭曲，以此挣脱社会关系的束缚。后者则是描摹缺陷的合理性，和对缺陷的有限修复。

 

作家要么回避对于关系的处理，要么就把关系写得拧巴，比如父母伤害造成童年的阴影，家族记忆埋下刻苦的仇恨，相爱相杀。反观一些职场、官场小说，恰是因为处理了人在关系里的纠缠，铺陈了每一段关系选择的合理性，而受到欢迎。尤其是历史背景小说，人与人间关系的微妙，可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为什么不写人物关系？因为年轻写作者深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擅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坚信自己是独立的个体，现实世界的“局外人”，总是以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审视一切。

 

但中国正在被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结构，在结构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在被重新定义，提倡的是一种全民参与感。看起来被切割成原子化的个体，重又勾连起一条新的线索，生成新的人物关系，比如主播和打赏者，拼多多组团，粉丝团里分工协作。 新的人物关系，其实质是新的经济关系与道德认同的确立。而如果想准确把握这些，既需要写作者敏锐感知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的变化，又需要一种宏观的对于这种革命性变动的理解力、阐释力，这就涉及中国作家知识结构的更新。

 

写作者并非对新式人物关系熟视无睹，但却无法把握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变动，只能在公共平台表现出一种慌张感，说些不知所云的抱怨，仍沿用既定的方式看待问题，在文学作品里高唱挽歌。写作和现实间出现了巨大的错位。本该属于文学的位置让渡给了深度报道，因为报道最重要的事情恰是给出背景和厘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