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2)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

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

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他说："对。"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他说："我不后悔。"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

"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