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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6年,6年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4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4岁,小一些更容易收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4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6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肥厂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时候还觉不出差异,但30年之后,北京和那个小城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二姐从此离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儿,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亲生父母叫二叔二婶。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流泪。是啊,二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一个小孩子远离亲生父母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实在想得不行,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不仅仅是母亲,我们兄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这个曾经的她温暖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个贫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们还算听话,母亲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上心灵上的那种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

  父母的态度很模糊,二姐是没有北京户口了,大哥因为有北京户口,很轻易就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二姐考的分数并不低,但在河北,却连三流的大学也上不了。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再一同想办法。”虽然大伯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便说:“是啊,大家都有难处,只是怕误了二丫头一辈子呢!”

  二姐再来我们家时,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她的头发黄,人瘦而黑,好像与我们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乱,总是花花绿绿的,因为新,就更显出神态的局促来,而我们那时已经穿很时尚的牛仔裤了。母亲总是无限伤感地叹息:“唉!苦命的孩子啊。如果当时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同是一母所生,命运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这辈子恐怕最愧对的就是你二姐了……”

  母亲每说起二姐,便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可是二姐始终说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亲。她和大伯伯母一起来的时候,总给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好像什么也没见过。可她对伯父伯母的爱戴和孝顺很让人感动。大伯有一次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头花,他说花了5块钱在楼下买的,二姐就喜欢得什么似的。我心里一动,长到16岁,父亲从没有给我买过头花什么的,他这时候已是政界要员,一天到晚嘴里挂着的全是政治。只有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二姐买许多新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想必是母亲对女儿的最好补偿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结婚才又来。

  二姐22岁就结了婚。19岁她参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厂上班,每天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资却不高。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单位的司机,她带着那个司机、我所谓的姐夫来我家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上大二了,当我看到她穿得花团锦簇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厅时,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时我已经在联系出国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却嫁为人妇了。说实话,因为经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二姐说话办事、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二姐,认为她是乡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亚,小弟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大一,只有她在一家化肥厂上班,还嫁了一个看起来那么恶俗的司机。我和小弟对她的态度更加恶劣,好像二姐的到来是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动不动就给她脸色看,二姐却显得非常宽容,根本不与我们计较,依然把我们叫得亲甜。

  二姐不会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炉是做什么用的,二姐不爱吃香辣蟹,让她点菜,她只会点一个鱼香肉丝,而且一直说,好吃好吃,北京的鱼香肉丝比家里做的要好吃。

  这就是我的二姐,一个已经让我们感觉羞愧的乡下女人。几年之后,她下了岗,孩子才5岁。大伯去世,她和伯母一起生活,二姐夫开始赌钱,两口子经常吵架,这些都是伯母打电话来说的。而她告诉我们的是:放心吧,我在这里过得好着呢,上班一个月六百多,有根对我也好。有根是我的二姐夫。

  大哥在澳大利亚结了婚,一个月不来一次电话,我办了去美国的手续,小弟也说要去新加坡留学,留在父母身边的人居然是二姐了。

  不久,大哥在澳大利亚有了孩子,想请个人过去给他带孩子,那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于是大哥打电话给二姐,请她帮忙。二姐二话没说就去了澳大利亚,

  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大哥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二妹帮了我啊!

  但我一直觉得大家还是看不起二姐,她文化不高,又下了岗,况且说着那个小城的土话,虽然我们表面上和她也很亲热,但心里的隔阂并不是轻易就能去掉的。我去了美国、小弟去了新加坡之后,伯母也去世了,于是她来到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偶尔我给大哥和小弟打电话,电话中大哥和小弟言语间流露出很多微词。小说:“她为什么要回北京?你想想,咱爸咱妈一辈子得攒多少钱啊?她肯定有想法!”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肯定是为财产去的,她在那个小城一个月死做活做五六百元,而到了父母那里就是几千块啊。我们往家里打电话越业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不行了。

  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一年前就中风了,但二姐阻拦了母亲不让她告诉我们,说是会因此分心而影响我们的事业。这一年,是二姐衣不解带地伺候父亲。母亲泣不成声地说:“苦了你二姐啊,如果不是她,你爸爸怎能活到今天……”



作品集雪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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