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６年，６年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４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４岁，小一些更容易收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４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６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肥厂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时候还觉不出差异，但３０年之后，北京和那个小城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二姐从此离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儿，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亲生父母叫二叔二婶。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流泪。是啊，二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一个小孩子远离亲生父母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实在想得不行，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不仅仅是母亲，我们兄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这个曾经的她温暖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个贫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们还算听话，母亲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上心灵上的那种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

　　父母的态度很模糊，二姐是没有北京户口了，大哥因为有北京户口，很轻易就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二姐考的分数并不低，但在河北，却连三流的大学也上不了。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再一同想办法。”虽然大伯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便说：“是啊，大家都有难处，只是怕误了二丫头一辈子呢！”

　　二姐再来我们家时，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她的头发黄，人瘦而黑，好像与我们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乱，总是花花绿绿的，因为新，就更显出神态的局促来，而我们那时已经穿很时尚的牛仔裤了。母亲总是无限伤感地叹息：“唉！苦命的孩子啊。如果当时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同是一母所生，命运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这辈子恐怕最愧对的就是你二姐了……”

　　母亲每说起二姐，便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可是二姐始终说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亲。她和大伯伯母一起来的时候，总给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好像什么也没见过。可她对伯父伯母的爱戴和孝顺很让人感动。大伯有一次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头花，他说花了５块钱在楼下买的，二姐就喜欢得什么似的。我心里一动，长到１６岁，父亲从没有给我买过头花什么的，他这时候已是政界要员，一天到晚嘴里挂着的全是政治。只有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二姐买许多新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想必是母亲对女儿的最好补偿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结婚才又来。

　　二姐２２岁就结了婚。１９岁她参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厂上班，每天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资却不高。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单位的司机，她带着那个司机、我所谓的姐夫来我家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上大二了，当我看到她穿得花团锦簇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厅时，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时我已经在联系出国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却嫁为人妇了。说实话，因为经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二姐说话办事、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二姐，认为她是乡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亚，小弟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大一，只有她在一家化肥厂上班，还嫁了一个看起来那么恶俗的司机。我和小弟对她的态度更加恶劣，好像二姐的到来是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动不动就给她脸色看，二姐却显得非常宽容，根本不与我们计较，依然把我们叫得亲甜。

　　二姐不会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炉是做什么用的，二姐不爱吃香辣蟹，让她点菜，她只会点一个鱼香肉丝，而且一直说，好吃好吃，北京的鱼香肉丝比家里做的要好吃。

　　这就是我的二姐，一个已经让我们感觉羞愧的乡下女人。几年之后，她下了岗，孩子才５岁。大伯去世，她和伯母一起生活，二姐夫开始赌钱，两口子经常吵架，这些都是伯母打电话来说的。而她告诉我们的是：放心吧，我在这里过得好着呢，上班一个月六百多，有根对我也好。有根是我的二姐夫。

　　大哥在澳大利亚结了婚，一个月不来一次电话，我办了去美国的手续，小弟也说要去新加坡留学，留在父母身边的人居然是二姐了。

　　不久，大哥在澳大利亚有了孩子，想请个人过去给他带孩子，那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于是大哥打电话给二姐，请她帮忙。二姐二话没说就去了澳大利亚，

　　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大哥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二妹帮了我啊！

　　但我一直觉得大家还是看不起二姐，她文化不高，又下了岗，况且说着那个小城的土话，虽然我们表面上和她也很亲热，但心里的隔阂并不是轻易就能去掉的。我去了美国、小弟去了新加坡之后，伯母也去世了，于是她来到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偶尔我给大哥和小弟打电话，电话中大哥和小弟言语间流露出很多微词。小说：“她为什么要回北京？你想想，咱爸咱妈一辈子得攒多少钱啊？她肯定有想法！”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肯定是为财产去的，她在那个小城一个月死做活做五六百元，而到了父母那里就是几千块啊。我们往家里打电话越业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不行了。

　　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一年前就中风了，但二姐阻拦了母亲不让她告诉我们，说是会因此分心而影响我们的事业。这一年，是二姐衣不解带地伺候父亲。母亲泣不成声地说：“苦了你二姐啊，如果不是她，你爸爸怎能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