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降：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俘虏

十年前，读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时候，对弗氏所描绘的即将到来的世界其实还是懵懂的。彼时，美国还没出台十年签，申根国和日本的签证政策尚未放缓，虽然翻墙的技术门槛较低，但望着人肉翻墙者的背影和他们贴在国内各种BBS和博客上的西洋景，国人还是蛮难理解“世界是平的”。

 

拜社交媒体（SNS，即Social Network Service）——尤其是微信之所赐，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承“平”世界：今天，只要你感兴趣，无论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还是日本东京的江歌案，借助微信之手，尽可实时获得相关信息；在世界各地旅行，总能碰见平端手机，对着手机底端的麦克发送语音信息的中国观光客；不仅是国人，一个老外，只要他对中国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微信是最便捷的道具。我的朋友圈中，有不止一位年逾耄耋的外国汉学家。他们基本“潜水”，但有各自的朋友圈，把微信作为自己伸向中国社会的触角，或从中国频道接受信息的天线。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只要互加微信，一定能从对方的朋友圈发现熟人。早在1967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就提出了所谓“六度分割论”。大意是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者，不会超过六个——换言之，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认识一个陌生人，而这正是SNS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随着SNS技术和规模的发展，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短”，也许中间只隔了不到三个人。生活微信化以来，每个中国人的交际范围都扩大了，同学、旧识、前男女友、远房亲戚不说，过去八竿子都够不着的人也出现在朋友圈。可以说，百年前，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中的预言已经实现：“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在异国他乡，你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但所凭的不是国际歌，而是微信二维码。

 

微信的日活用户增长趋势和中国人每天泡在微信上的时间表明，这种媒介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影响甚至改写了不止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判断。微信既然是一种SNS，便应有与其它社交媒体共通的属性。那么，人为什么需要刷微信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置换为“人为什么需要SNS”。姑且不论基于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大大超越国外主流社交软件的商务和媒体功能（这背后也有城市商业、信用体系不够发达和传统媒体迅速式微的背景），就SNS的一般属性而言，大致不外乎如下几种：想链接他人的社会诉求，想得到他人承认的价值诉求，想获得信息的功能诉求，以及通过向他人自晒而获得某种满足、提升自我评价的心理诉求，等等。

 

 

至于哪种诉求最强烈，是决定性的，哪些是次要的，则因人而异，殊难一概而论。如日本有些十来岁的青少年（teenager）社交媒体“中毒者”，手机永不离手，即使在做其它事（如看电视、上洗手间，甚至洗澡）时，也不停地刷脸书、推特或Instagram，被称为“nagera族”（指一边干别的，一边玩手机的主儿）。按说单纯使用SNS既不能获利，SNS本身也并非什么好玩的游戏，似乎不存在非玩不可的理由，可那些孩子却偏偏欲罢不能。对他们来说，道理是明摆着的——通过SNS，得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想得而未能得到的：孤独得到了慰藉；精神压力得以缓解；自我评价更新，从不带玩到被带玩，甚至成为兴趣小组的核心、成为有异性告白的存在……也难怪“中毒者”人口居高不下了。

 

SNS技术品质的提升，使我们的生活日益可视化，类似于电视的真人秀，那些倾向于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统统post到SNS上的人所在多有，倒未必一定是“中毒者”：从对世界的一声“早安”开始，到丰盛健康的早餐，到乘地铁或出租车的通勤，塞车的郁闷，到日常工作的恶心，对上司的吐槽；中间经过午餐、咖啡，如果是小资文青的话，下班后会有文娱生活，电影观剧音乐会，或约会饭局二次会，无论是哪个选项，剧照美酒菜单不可少；即使间或轮空，下班径直回家，小津安二郎范儿的“一人食”也必不可少；因时间充裕，“晚间剧场”是重头戏，话题不一而足；如果不出去宵夜的话，睡前一般会有红酒或夜茶；而午夜时分，手机关机之前，是对世界的“晚安”。如此生活，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节奏，我们每个人在检阅别人生活的同时，也在接受别人的窥视，或全套，或部分，程度不同而已。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没人怀疑这种生活的真实性。

 

但是，每个人在SNS上的ID毕竟不等于物理的真人，因手机实名制的关系，在主流SNS中，微信与本人的重合度公认是最高的，但仍难与肉身直接划等号。我们所检阅或被窥视的，是被微信过滤过的“生活”，绝不是生活本身；每天清晨的“早安”和入夜的“晚安”，是通过以太空间传来的“回声”，而不是来自同一个屋顶下的客厅或卧室的问候。借用美国学者简·M.腾格在《自恋时代》中的表述，SNS的ID是我们在虚拟空间的“第二人生”。现实中人百人百态，人生各异，但在虚拟世界中，人们的选择倾向却惊人地一致，且高度同构：笑容迷人，衣着光鲜，绝少出现丑陋、衰老、肥胖。

 

 

今天，SNS上的信息正在以几何级数增殖——这一点，只需留心一下我们每天泡在微信上时间和每次更新智能手机时，对内存升级的需求便可窥一斑。我想说的是，如此日复一日，反复暴晒或被晒的生活镜像，将导致两种必然结果：孤独和自恋的加剧，且均伴随焦虑。先说前者。

 

孤独，与上述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社会、价值、功能性诉求一样，原本是促使人们走向社交媒体的动因之一，或者说，是人诉诸SNS的心理诉求之一种。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交通发达，通讯便捷——这原本是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人与人的疏离：在交通和通讯手段不甚便利的年代，夜里打个电话，骑上单车，就可以制造一次浪漫的约会。可过于发达的通讯却反而不鼓励人们的联络，虽然人人都有手机。有手机后，少有人打电话。短信普及后，少有人打手机。而微信出现，人们连短信都觉得是种叨扰。人置身于钢混密林的现代都市，在经济社会中打拼，孤独原本是常态。但在孤独中，看到SNS上各种可视化的“别人的生活”，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吸引是自然的——所谓“生活在别处”。如此，一种不大不小、无可无不可的孤独感，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有时会成为无可排遣的“不要不要的”有毒情绪，不妨想一想饿汉深夜看到别人发美食照片时的感觉。可以说，正是无处不在的孤独感把人抛向了社交媒体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