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顾问官

　　一八七○年四月初，我母亲克拉芙季雅·阿尔希波芙娜，一个中尉的遗孀，收到她弟弟，枢密顾问官伊凡，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话以外，还写道：“我的肝病使我每年夏天不得不到国外生活，可是我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到马利恩斯克温泉②去疗养，因此我今年夏天很可能到你的柯楚耶甫卡村去住，亲爱的姐姐。……”读完这封信后，我母亲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后来脸上现出又要笑又要哭的神情。果然，她哭起来，而且笑起来了。

　　

　　这种哭和笑的搏斗总使我联想到一支点亮的蜡烛被人泼上一 点水而火光摇闪、火星乱爆的光景。我母亲把那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激动得嗓音若断若续，向我们说明，公达索夫家一共有弟兄四个：头一个公达索夫还在婴儿时期就死了；第二个去打仗，阵亡了；第三个，……说出来请他不要见怪，做了戏子；至于那第四个，……“那第四个爬上高枝儿了，”母亲呜咽着说。“我的亲兄弟啊，我是跟他一块儿长大的。可是我浑身发抖，浑身发抖呀。

　　

　　……要知道，他做了枢密顾问官，成了将军！我怎么跟他，我的天使，见面呢？我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傻女人，跟他谈些什么呢？我有十五年没跟他见面了！安德留宪卡，”母亲转过脸来对我说，“你高兴吧，小傻瓜！上帝是为了叫你交好运才把他打发来的！”

　　

　　我们听完公达索夫家族极为详尽的家史以后，庄园里就忙乱起来，象那样的忙乱我往常只有在圣诞节前才会见到。只有天空和河水幸免于难，其余的东西一概遭到清理、刷洗和涂饰。假如天空低一点，小一点，河水流得不那么急，他们也会用砖块把它们刮洗一番，用树皮纤维擦个干净呢。墙壁本来就白得象雪，可是仍然要用石灰来粉刷一通。地板油光发亮，可是每天都要擦洗一遍。一只叫秃尾巴的猫（我小时候用一把切糖块的小刀把它的尾巴割掉整整四分之一，因此它得了秃尾巴的绰号）从正房的敞廊上给移到厨房里去，交给阿尼西雅管束。费季科受到叮嘱，如果有狗走到门廊跟前来，“上帝就会惩罚”他。不过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可怜的长沙发、圈椅、地毯更倒霉的了！它们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过象目前恭候客人光临期间那么厉害的敲打。我的那些鸽子听到棍棒的敲打声而惶惶不安，不时飞上天空。

　　

　　裁缝师傅斯皮利东从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来了，全县敢于给上流人家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只有他一个。这个人从不喝酒，工作勤恳，颇有本领，也不缺少造型艺术方面的某些想象和感觉，然而做出来的衣服却难看得很。他的整个工作给犹豫糟蹋了。……他常常认为他做出来的衣服不够时髦，这就逼得他把每件衣服都改做五次，而且步行到城里去研究花花公子的装束，到最后，他做好的衣服穿到我们身上，就连漫画家看了都会说稀奇古怪，过分漫画化。我们往往穿着窄得不成样的裤子和短得无可再短的上衣，害得我们在小姐们面前老是觉得怪难为情的。

　　

　　这位斯皮利东费很大的功夫给我量尺寸。他把我横里竖里量个够，好象要给我做一道紧箍似的。他用了不少时间，拿粗铅笔在一张纸上记下尺寸，而且在所有尺寸上都打上三角记号。他替我量过以后，又动手量我的家庭教师叶果尔·阿历克寒耶维奇·波别季姆斯基。我终生难忘的这位教师正当青年人关心自己唇髭的生长、对自己的衣服十分挑剔的年纪，因此，您可以想象斯皮利东是带着多么诚惶诚恐的心情走到我教师跟前的！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不得不把头往后仰，叉开两条腿，近似倒过来的字母“Ｖ”。他时而得举起胳膊，时而又得放下来。斯皮利东给他量了好几次，为此在他身旁绕来绕去，就象一只动了春情的公鸽绕着母鸽打转儿。他一忽儿屈下膝头跪着，一忽儿弯下身子，象个钩子。……我的母亲操劳过度，累到极点，周身无力，又被熨斗的烟火熏得难受，瞧着这一套冗长的手续，说：“当心啊，斯皮利东，要是你糟蹋了这些呢料子，上帝就要惩罚你！要是你做得叫人不称心，那你可交不着好运！”

　　

　　听了我母亲的话，斯皮利东一忽儿周身发烧，一忽儿大汗淋漓，因为他相信他是不会做得使人称心的。他给我做一 身衣服收工钱一卢布零二十戈比，给波别季姆斯基做一身衣服收两卢布，而呢料、衬里、纽扣，都是我们的。这点工钱不能算贵，特别因为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离我们这儿有十俄里③远，这位裁缝师傅为了试衣服却要来四次。每逢我们试衣服，勉强套上那些绷满活络线的瘦裤子和短上衣，我母亲见了总是厌恶地皱起眉头，诧异地说：“上帝才知道如今的时髦样式是怎么回事！就连瞧一眼都叫人害臊。要不是为了我那住在京城里的弟弟，说真的，我才不会给你们做这种时髦的衣服呢！”

　　

　　斯皮利东暗暗高兴，因为挨骂的不是他，而是时髦的样式。他就耸起肩膀，叹口气，仿佛想说：“这是没办法的：这是时代的风尚啊！”

　　

　　我们等候客人光临的那种激动心情，只有召魂术者一分一秒地等着阴魂出现的紧张心情才能相比。我母亲成天闹偏头痛，却还跑来跑去，随时都在掉泪。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稳，不肯上课读书。我那种急于见到将军的愿望就连在梦中也没有离开过我，换句话说，我急于见到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的人，绣花的衣领一直竖到耳根，手里举着一把出鞘的军刀，就跟我们大厅里长沙发上方挂着的那幅肖像一样，画上的人瞪起一对可怕的黑眼睛，凝神瞧着每一个敢于抬头看他的人。只有波别季姆斯基满不在乎，逍遥自在。他不害怕，不高兴，只是在倾听母亲讲公达索夫家族历史的时候，偶尔说一句：“有个新人来谈谈话，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们庄园上的人都把我的教师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青年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脸上生着粉刺，头发蓬松，额头很小，鼻子却特别长。那个鼻子实在大，每逢我的教师要仔细瞧什么东西，就得歪着头，象鸟似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省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聪明、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了。他在中学校读完六年级，然后考进兽医学院，在那儿没有读满半年就被开除了。至于开除的原因，他却一直瞒得很紧，这就使每个有意体谅的人都把我的教育者看成一个受难者，一 个有点神秘的人物了。他很少讲话，要讲也只讲些文绉绉的题目，在持斋期间仍然吃荤腥，对周围的生活老是抱着高傲轻蔑的态度，然而这倒没有妨碍他接受我母亲送给他的衣服之类的礼物，也没有妨碍他在我的风筝上画些长着红牙的蠢脸。我母亲不喜欢他的“骄傲”，不过对他的聪明才智却是极其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