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顾问官(2)

　　

　　客人没有使我们久等。五月初，从火车站驶来两辆大车，上面载满大皮箱。这些皮箱看上去那么堂皇，车夫把它们搬下车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脱掉了帽子。

　　

　　“大概，”我想，“这些箱子里都是军服和火药吧。……”为什么有火药呢？多半在我脑子里，将军的概念是同大炮和火药紧密相连的。

　　

　　五月十日早晨我醒过来，我的保姆就小声通知我说：“你的亲舅舅来了。”我赶紧穿上衣服，好歹漱洗一下，没有祷告上帝就飞出卧室门外去了。在前厅，我碰见一位高大壮实的先生，留着体面的络腮胡子，穿着讲究的大衣。我诚惶诚恐，吓得要死，走到他跟前，想起母亲规定的礼节，就在他面前把脚跟并拢，深深一鞠躬，再探出身子要吻他的手，可是那位先生不让我吻他的手，而且声明说他不是我的舅舅，而是舅舅的听差彼得。这个彼得的装束远比我和波别季姆斯基阔绰，他这种外貌使我极其吃惊，而且说实话，直到今天也还使我吃惊呢。难道这样庄重可敬的人，面容如此聪明严峻，竟然会是个仆役？那是为什么呢？

　　

　　彼得对我说，舅舅和母亲到花园里去了。我就往花园跑去。

　　

　　自然景物不知道公达索夫家族的历史和我舅舅的官品，因而比我自由得多，也随便得多。花园里热闹得很，只有市集上才会有那样的光景。无数惊鸟从天而降，划破空气，在林荫道上蹦蹦跳跳，又叫又吵地追逐金龟子。丁香丛中有成群的麻雀，从那儿，温柔芬芳的花朵直扑到人脸上来。不管往哪儿走，到处都响着黄莺的歌声，戴胜鸟和青鹰的尖叫。换了在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追逐蜻蜓，或者拿起石块在乌鸦身上扔过去，这时候正有一只乌鸦立在白杨树下不高的干草垛上，把它的宽嘴扭到一边。可是现在我没有心思玩耍。我的心正怦怦地跳，肚子里一阵阵发凉：我正准备去见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手拿明晃晃的军刀、瞪起一对可怕的眼睛的人！

　　

　　可是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失望吧！跟我母亲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的，原来是个瘦小的人，装束考究，穿一身白绸衣服，戴一顶白色帽子。他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头往后仰，不时跑到我母亲前面去，看样子完全象是个青年人。他周身有那么多的活力和生气，直到我走近他的身后，看一眼他帽子的边沿，发现他那剪短的头发已经银白，才识破他原来已到老年。庄严的气派也罢，将军的慢条斯理的动作也罢，我一概没看见，只是觉得他象孩子似的活泼好动。我没看到直竖到耳根的高衣领，只见到一个普通的淡蓝色领结。母亲和舅舅在林荫道上散步，谈话。我悄悄走到他们后面，等着他们当中哪一个回过头来看一眼。

　　

　　“你这个地方真是迷人啊，克拉嘉④！”舅舅说。“多么可爱，多么好！要是我早知道你这儿这样美，那么这些年来我说什么也不会到国外去了。”

　　

　　舅舅很快地弯下腰去，闻一下郁金香。不管他的眼睛往哪儿看，一切都在他心里引起痴迷和好奇，仿佛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花园和阳光普照的白昼似的。这个奇怪的人不住动弹，就象身子底下安着弹簧似的，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不容我母亲插一句嘴。忽然，在林荫道的拐角上，波别季姆斯基从一 丛接骨木后面闪出来。他的出现极其出人意外，弄得舅舅吓一跳，退后一步。这一次我的教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带袖披风。他穿着这件披风，特别是从后面着上去，很象一架风车。

　　

　　他的模样庄严肃穆。他照西班牙人那样把帽子按在胸口上，往我舅舅跟前跨出一步，鞠个躬，活象小歌剧里的侯爵：身子往前弯而又略为偏向一边。

　　

　　“大人，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我自己，”他大声说，“我是您外甥的教员和导师，以前的兽医学院学生，贵族波别季姆斯基！”

　　

　　教师这样彬彬有礼，使我母亲很满意。她微微一笑，屏息不动，热切地巴望他再说出一些文绉绉的话来，可是我的教师正等舅舅对他的庄严问候作出庄严的回答，就是说，照将军那样说一声“嗯”，对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去，不料舅舅和蔼地笑起来，用力握一下他的手，我的教师就心慌意乱，胆怯了。他叽叽咕咕说了句不连贯的话，嗽着喉咙，退到一旁去了。

　　

　　“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舅舅笑道。“你瞧，他穿上那件披风，自以为是个很聪明的人呢！我倒喜欢这个，我敢对上帝起誓！……要知道，在他身上，在那件可笑的披风上，表现出多少年轻人的自负和生气啊！可是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忽然转过身来，看见我，问道。

　　

　　“这是我的安德留宪卡，”母亲向舅舅介绍我说，脸红了。

　　

　　“他给了我安慰。……”

　　

　　我在沙地上把两个鞋跟并拢，深深一鞠躬。

　　

　　“好小子，……好小子，……”舅舅喃喃地说着，从我的嘴唇上收回他的手，摩挲我的头。“你叫安德留宪卡？好，好，……嗯，是啊，……我敢对上帝起誓。……你在念书吗？”

　　

　　我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加枝添叶，夸大其辞地开始叙述我的学业成绩和良好品行。我呢，在舅舅身旁走动，按照礼节不住向他深深地鞠躬。等到我母亲开始抛出钓钩，试探地说起我既然有出色的才能，那就不妨进入中等武备学校，享受官费待遇，而我按照礼节，必须哭哭啼啼，请求舅舅说情的时候，舅舅忽然停住脚，吃惊地摊开两只手。

　　

　　“圣徒啊！这是谁？”他问。

　　

　　原来我们的管家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妻子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正顺着林荫道照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她拿着一 条上过浆的白衬裙和一块长方的熨衣板。她走过我们身边，透过睫毛朝客人羞怯地看一眼，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