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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是因为在一个关键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我后来的同班同学王次炤,20多年后,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现任院长。
 
  最深沉的期盼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背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我看见一个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于是我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可是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嘱咐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亲戚,我总感觉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时机。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委托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资格并被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7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的资格。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在全国范围内只招10个考生,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及时的电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名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2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也没有完全绝望,因为紧接着便是提前招生的艺术院校考试,7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
 
  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决定命运的敲门声——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的喧嚷声,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天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了,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8点钟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蟹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第二份迟到的电报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睡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复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8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生了!这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份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我委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于是家里人都嗟叹人心险恶!
 
  可叹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和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亲戚是个老人家,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给我拍电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这十几个舍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两位国家级乐队指挥、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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