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蜂死亡的季节（第十七章）(3)

    麦卡锡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着迷地看着那摞钱，鲁瑟也凑了过来，一名年轻警探站在桌上，踮起脚尖看。

    莫罗转身看看他们，他们一个个大张着嘴，眼睛盯在钱上，但他们的心思已游离到遥远的地方，在赛马会上，在汽车展示厅，在他们渴望所在的地方。夜班的分配情况不得不重新安排了，麦卡锡和鲁瑟必须看护现金，直到运钞车司机可以从床上被叫醒。尽管从这本册子上找到任何与谋杀案调查有关的痕迹似乎不太可能，班纳曼还是坚持要亲自把目录册带去实验室处理。莫罗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查看那部手机中的文件。

    她在一堆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银发男人的三张照片，她记下笔记，想看看它们是不是在格莱纳沃的什么地方拍的。再老些的照片是莎拉母亲的，一位个子矮小、行动迟缓的老妇人穿着过时的衣服，后来的那些照片显示她盯着摄像头，穿着崭新的睡衣，淡蓝色的、粉红色的，膝盖上搭着毯子，坐在厨房的扶手椅上，坐在床上，坐在窗户边。这些照片上的老人显得慈悲而温柔。莎拉不得不蹲伏着，与母亲的眼睛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有照片的灯光都很柔和。一些在厨房里的照片，凯出现在背景中，微笑着回头看着己故的埃罗尔夫人，看起来充满母爱，莫罗摸着屏幕上凯的脸，笑了。

    莎拉手机中的电子邮件几乎全是有关房子的。斯科特似乎决心要写信告诉她有关销售和地产结算的每一个细节，毫无疑问，每次都收费。这些邮件都经过精心措词，充满了阿谀谄媚的味道。她可以想象这种过分逢迎拍马的语气会让莎拉愈发瞧不起他，并感到一种欺骗戏弄他的欢愉。

    另有许多电子邮件是写给萨宾的，要在某个时间在某家酒店共度美好时光，但是对于具体做什么却含糊不清。她做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幸。警察对性工作者是毫无同情心的，无论他们受过多少次的培训教育。激发大多数警察同情心的唯一办法是把受害者定位为被骗的孩子们，称他们“女孩”和“男孩”，或者他们不慎成了瘾君子：他们为了药物才那么做。无论是哪种原因，他们都别无选择。

    莫罗捂住脸，思考着莎拉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莎拉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她所做的工作使得那一刻的到来更加可怕。无论入侵者的罪行多么可怕，性工作者们总是自责。在做一个强*案的报告或野蛮的殴打行为的细节时，有一半的努力是让她们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莫罗想象莎拉躺在地上，当一只脚朝她的脸踩过来时，她最后有意识的思考竟是自责。

    莫罗坐回身子，揉了揉热胀的眼睛。天色己晚，房间里很暗，外面的走廊很静。她想回家，和布赖恩一起躺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作为最后一个苦差事，她戴上耳机，开始倾听拨打999的那个音频文件。

    如果莎拉提前5秒钟开口说话，她是可能得救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莎拉拨完号到说话之间的那段停顿使接线员以为这是一个无声呼叫，把它接到了录音机上。无声呼叫通常是那些酒醉的青少年或爱出风头的白痴们干的，或者是5岁的小孩子在妈妈洗澡时玩电话，无意拨出来的。录音机是一个基于数据统计的实用系统，用于淘汰浪费时间的呼叫。几乎总是这样。

    莫罗倾听着，她听到了莎拉站在远处发出的模糊不清的柔和声音。她看到了在任务下达会上那些警员们空洞而冷漠的眼睛，他们都急着想回到各自温暖而安全的家中。

    她听完一遍后又听了一遍。她发现自己在黑暗中哭泣，不只是为莎拉·埃罗尔，也是为自己死去的父亲，为了JJ，为所有那些不被爱、不可爱的人。

    听完第二遍后她擦干眼泪，听了听走廊外的声音，然后悄悄溜出警局大门。她绕过巨大的花圃，沿着墙根走到停在街道暗处的汽车旁。

    她滑进驾驶座，锁上车门，坐在黑暗里，感觉到羞愧和疼痛，感觉自己不过是脆弱而愚蠢的孕妇。